蒙古帝国（1）

时间：2023-09-23 浏览：87 分类：娱乐资讯

自序在讲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们的心情大多是十分复杂与矛盾的，因为这段历史既充满了趣味性，又充满了让人恶心的血腥味；既令人血脉沸腾，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说明历史的逻辑，又能充分体现历史的悖论；既能让人看到人性的伟大，又能让人看到人性的猥琐。而历史学家们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多数读者在阅读他们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时，心情往往会加倍的复杂与矛盾，对历史学家的判断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比如，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有的历史学家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他描述成这样一个伟人：他在主观上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想通过一统天下为苍生造福。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是撒旦派往人间的使者，因为在率军征伐的过程中，他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事情，比如屠城。显然，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极端。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极端的观点更引人注目，更能调动读者的胃口，也更能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习惯于将自己简单归类，不少读者往往愿意接受这种“非黑即白”“立场鲜明”的观点。而对那些习惯于质疑、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这些观点无疑会带给他们困扰。为了避免这种困扰，本书无论是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是在观点的陈述上，都将尽力做到客观理性。通过引用有明确出处的史料，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回答以下这些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成吉思汗到底是怎样的人？是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还是天生杀人狂？他遵从的是怎样一种扩张逻辑？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古国，是怎样变成势不可挡的蒙古帝国的？它又是怎样征服那些强大的、有过辉煌文明的大国的？那些大国文明各自存在哪些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在精神层面对蒙古帝国进行反征服的？在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起关键作用？阻止蒙古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或因素又是什么？本书着重讲述的内容，是蒙古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文明对蒙古帝国的影响。至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的过程、蒙古帝国与被征服文明的内部结构，以及蒙古帝国解体或崩溃的过程等方面，本书不做详细介绍。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逻辑，理解生态环境、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及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读者或将见证历史不断昭示的真理：尽管某个国家的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如果其内部平衡被打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又或者当局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顾得上安顿国内秩序，而忽视了外部威胁因素的存在，那么，这个政权的命运只有解体或灭亡。而政权解体或灭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因内乱失控而解体，要么是因外部侵略者突然出现，并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相配合而终结。宋的灭亡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北宋人口达1.25亿，南宋人口8000万，其经济不可谓不繁荣，其科技不可谓不发达，却先后被金与元所灭。原因在于，宋廷忙于安顿国内秩序，而无视外部威胁的存在。而宋廷之所以重视安内甚于攘外，一方面是因为它吸取了唐末动荡及五代十国政权更替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自己缺乏信心：对于一个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权而言，内乱总是更加直接和现实，因而总会被统治者优先考虑。本书将分析推动蒙古帝国崛起的动力。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所持的成吉思汗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观点可能过于溢美。更接近史实的判断或许是，在他领导之下的蒙古帝国的扩张，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复仇的目的，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混合了令人发指的劫掠和暴行，以及许多“计划外的”入侵行为。至于蒙古帝国霸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赶上并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大多处于外交困境之中，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比如南宋、金与西夏之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都因为陷入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对于相信“天命”、敬拜“腾格里”（长生天）的蒙古人来说，上天赐予的机会是绝对不容许浪费的。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们显然具有极其高明的战略眼光，并具备极其出色的战略执行能力。此外，他们还极具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取其他文明的军事智慧，善于整合其他文明的军事实力。比如，他们从金和西夏的汉族军队那里学会了攻城战术，从西亚和欧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装甲的优势。他们利用汉族的攻城战术征略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又雇用西亚的制炮大师征服汉族的南宋政权。他们的军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十倍，由最初的十万扩张到一百万以上。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我们将会看到，这支整合自不同文明的军队是如何带给他们辉煌的胜利，又是如何让他们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对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也极具领悟力。在征讨欧洲、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大汗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安抚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逐渐对蒙古帝国的大汗及其亲属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反征服。比如，蒙古帝国的继承国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员或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成为基督教的圣徒。蒙古帝国甚至是圣战的参与者。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展开了长达两百年的圣战。而蒙古帝国的西征处于13世纪中期，正好赶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圣战的尾声。蒙古帝国在事实上解体之后，作为其继承国之一，伊儿汗国直接参与了圣战，并尝试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建立某种联盟。蒙古帝国的另外两个继承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则通过牵制伊儿汗国的方式间接参与了圣战。对圣战的参与，使这些继承国进一步被宗教化。本书这方面的内容，或将有助于读者理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现在的中东局势。为了便于阅读，在不妨碍读者理解相关内容的前提下，本书简化或忽略了某些细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叙述的严谨性。比如，本书简化了某些蒙古历史人物的名字，因为他们的汉译全名很多都在七个字以上。因此，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在书中简化为“也速该”，而不是全名“也速该把阿秃儿”。至于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如果比较直白，不会引起歧义，本书一般都直接引用原文；如果原文过于艰涩或容易引起歧义，则作尽量简化的翻译。本书内容并非面面俱到。对这段历史做全景式的叙述和解读固然有益，但于我而言，进行力所能及的取舍或更为现实。

第一篇苍狼一族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百姓们的胸膛弄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铁木真（《蒙古秘史》）

第一章生存的逻辑铁木真九岁时的某一天，父亲也速该带他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亲事。走到半路，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特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特薛禅说：“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生得姿色娇丽……也速该亲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于是，也速该就来到特薛禅家，见到了他的女儿孛儿帖。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容貌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双方定下亲事。应特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他临走时再三叮嘱特薛禅：“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儿子怕狗。亲家，可别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赶上塔塔儿部在大摆筵席。塔塔儿部主要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因为实在是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入了席。然而，塔塔儿人将他认了出来。他们在也速该的食物里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没过几天，铁木真被人从特薛禅家接回。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遗弃了。作为家中长子，九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以及帖木格），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活自己和儿女们。铁木真也尽力回报母亲，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又做了拦河网去捕鱼。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极为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拙赤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去钓鱼。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铁木真心里十分恼怒。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显然，诃额仑也没有办法。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于是劝慰铁木真：“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没有别的伙伴了。这样怎么能报仇呢？”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个异母兄弟还曾夺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儿。对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两位异母弟完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拙赤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1240年，作者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中外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他必定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密切。这本书蒙古文书名的原意是“蒙古的机密史纲”，或者“蒙古的机密大事记”。明朝初年的汉译蒙音版本将书名译作《元朝秘史》。与当下泛滥的“秘史系列”影视剧不同，《蒙古秘史》记载的人物与历史事件，被中外历史学家认为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比如，20世纪著名元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就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叙述成吉思汗言行的实录，是一部关于蒙古早期历史的很难得的直接史料，其行文“天真贴切、生动可信”。1908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出版《蒙古秘史》日文版时，则索性以《成吉思汗实录》作为书名。因此，我们不妨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相信上面这则故事——确切说是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苏联历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就十分相信特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从中发现母权制度的痕迹。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下，当生存面临威胁时，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主动出击，试图掌握支配生死的权力。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就是生存的逻辑。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个道理。然而，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木真。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甚至早已渗透进他们的基因。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唐代魏征所著《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宋代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选择的时候，老弱必定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而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易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影响，因而经常会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便成为家常便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贝都因人或许是最恰当的参照。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在沙漠和草原之间游弋的贝都因人，他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半岛的边缘地带——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适合牧草生长的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贝都因人过着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气候恶化，他们就经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个人主义是贝都因人的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们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沙漠上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使它成为贝都因人的民族风俗。”7世纪的阿拉伯诗人顾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抢掠。我们抢掠敌人和邻居。如果没办法抢掠他们，我们就抢掠自己的兄弟。”游牧民族的抢掠或者侵略行为，是其生存逻辑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以遗弃，入侵其他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他们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对外侵略。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给出的答案是：气候变暖。费根教授在其著作《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中提出，铁木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蒙古大草原正经历着干旱的痛苦，牧场被“较为干燥的气候”破坏了。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气候背景之下，铁木真团结草原各部族发起了对外侵略。费根借鉴了英国著名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的科学发现。20世纪中叶，兰姆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是，950年至1250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经历了一段偏暖的气候。当然，在这段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气候偏暖并非持续不断的现象，比如，1010年至1011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就经历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就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气候是偏暖的。尽管“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起初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它后来也被用于解释同期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现象。不过，支持费根观点的并非只有兰姆的科学发现。美国纽约的拉蒙特——多尔提地球科学研究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曾与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脉中的红松标本。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偏暖气候，恰好与铁木真发动征服战争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甚至惊讶地发现，816年，蒙古草原的气温甚至比现在还要高。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根据《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 Novgorod）的记载，13世纪早期，气候原因导致了一场持续17年之久的饥荒。1215年，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达到顶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树皮充饥，甚至卖掉孩子为奴。1230年，又一次干旱降临，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平民杀掉活人，并以之为食。有些人则肢解死尸的腐肉作为食物。有些人以猫狗为食……有些人吃苔藓、蜗牛、树皮、石灰、榆树叶，以及其他所有能想到的东西。”要理解气候变化对蒙古人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马、山羊、绵羊、骆驼等牲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马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肉类、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找到合适的牧场，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为令人畏惧的骑兵。然而，马的消化系统并不强大。它只能吸收牧草中25%的蛋白质，其余75%的蛋白质都被排泄出去了。遇上干旱季节，牧草由青迅速变黄，其蛋白质含量也急剧下降，很多马匹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影响。于是，迁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必然的选择。迁徙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侵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g）一书中指出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东面的大草原，远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丰美，因此，几千年以来，东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或者是以难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从东面迁徙到西面。气象学上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存的逻辑，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的故事：也速该去世，铁木真一家遭到同族遗弃之后，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

第二章复仇的传统少年铁木真怕狗的记载，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史实。这种趣味性来自强烈的对比。因为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的先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中，“孛儿帖·赤那”的意思是——苍狼。在古代游牧民族独特文化的影响下，潜藏在铁木真体内的狼性基因，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生存的压力以及复仇的责任——唤醒。“复仇的责任”之所以被称为现实，是因为它与生存的逻辑一样，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像劫掠是贝都因人的风俗一样，复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规则。正因为如此，在被同族泰亦赤兀惕人遗弃之后，诃额仑警告年幼的铁木真要“报复泰亦赤兀惕兄弟们所施加的痛苦”。而我们从诃额仑的警告中不难看出，“复仇”是蒙古族长辈经常教育晚辈的课程。当复仇成为游牧民族的传统之后，它就使游牧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旧仇往往会催生出新恨，由此周而复始。最典型的例子是铁木真家族与篾儿乞部之间的仇恨。他们之间的仇恨与两个女人有关。

蒙古征伐前夕形势简图第一个女人是诃额仑，铁木真的母亲。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有一天，年轻的也速该正在斡难河边放鹰行猎，正好遇见篾儿乞部的赤列都，他刚从别的部族迎娶一个女子回来。这个女人容颜特别美丽，也速该心里十分喜欢，于是赶紧回家找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答里台。兄弟三人将这位美丽的妇人劫回了家。就这样，她成为也速该的妻子。她就是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第二个女人是孛儿帖，铁木真的妻子。前面已经提到，九岁的铁木真与特薛禅之女孛儿帖定了亲。后来，因为也速该去世，铁木真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共渡难关。铁木真成年之后，就去特薛禅家迎娶孛儿帖。特薛禅十分高兴地把女儿交给铁木真。于是，铁木真带着孛儿帖回家了。然而有一天，篾儿乞部的大队人马将孛儿帖劫走了。他们扬长而去的时候说：“为报抢夺诃额仑的仇，如今捉住了他们的妇人，我们已经报仇了！”孛儿帖成了赤列都弟弟的妻子。后来，铁木真又率军将孛儿帖抢了回来。孛儿帖那时已经怀了孕，但铁木真并没有嫌弃她。孛儿帖生下了朮赤，铁木真的长子。铁木真立誓要将篾儿乞部赶尽杀绝，以报夺妻之仇。在古代蒙古草原上，复仇是团结家族和部族的重要方式。因为共同利益的存在，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经常一起行动，因而会有相同的仇人。而相同的仇人又促使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更加团结。严酷的生存环境无疑也能促进部族内部以及朋友之间的团结。不过，在家族成员各自独立、有了各自的利益之后，团结的目的不再单纯，而是有其他利益考量。当家族内部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团结将让位于残酷的现实。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这一点上，铁木真的子孙也不例外。在这种复仇的传统之下，仇恨会呈扩大化的趋势。在古代游牧民族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朋友和敌人。他们认可的原则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因此，在复仇的过程中，帮助或收留敌人的人，都会成为复仇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也成为复仇者潜在的敌人。于是，复仇的对象越来越多，仇恨也越积越深。如果复仇者不是太弱，他总是能够找到盟友。而对盟友来说，助人复仇是发财和扩大势力的机会。原因在于，复仇者总会提供一些好处，比如，他可能放弃复仇所得的财产，也可能给予一些别的承诺。对盟友来说，帮助朋友复仇也是一种美德，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当然，帮助朋友复仇还是理想的侵略借口。为了从篾儿乞部手中夺回孛儿帖，铁木真找到两个盟友：一个是他的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结拜兄弟），克烈部的王汗；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安答，札达兰部可汗札木合。这两个盟友非常看重这次复仇行动。他们把这次复仇看作发财的好机会，并为此制订了详细的出兵计划。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札木合带领的军队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指定地点，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队却迟到了三天。札木合对铁木真和王汗的迟到十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就是有风雪，也要守约；就是下雨，在聚会的时候也不得落后’吗？我们蒙古人一经应诺，不是就和立了誓一样吗？我们不是说过，‘把不守约的从行列当中赶出去’吗？”王汗回答：“我们耽误了三天，由札木合弟随意责罚吧！”于是，他们商谈了违约的责罚。最终的结果是，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军队大败篾儿乞部，“把他们的妇人儿女掳掠尽绝……把他们的全体百姓掳掠一空”。铁木真把自己掠夺的钱财和粮草都送给了王汗，以此作为对他的帮助的酬谢。值得一提的是，篾儿乞部的族长脱脱和他的儿子侥幸逃脱了铁木真等人的这次围剿。他们先是逃到了乃蛮部，后来又逃往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因此，乃蛮与西辽也成了铁木真的敌人。铁木真的一番话可以充分说明古代蒙古人是何等的重视复仇。他说，因为有王汗和札木合的帮助，有天地赐予的力量，在苍天的眷佑之下，“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百姓们的胸膛弄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这番话同时也反映出古代蒙古人复仇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毫无疑问，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阻止敌人复仇，因为在有着复仇传统的蒙古草原上，给敌人留下活口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这一特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征伐的初始阶段，蒙古军队会有屠城、屠村、屠族等暴行。直到帝国已形成一定规模，蒙古统治者自信心和控制力增强，认识到留下活口对帝国的好处之后，暴行的残忍程度才有所降低。铁木真、王汗与札木合的友谊并不长久。三者的势力都壮大了之后，铁木真与札木合很快决裂。而后，在札木合的煽动之下，铁木真与王汗也反目成仇。这件事反映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现实：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敌人和利益。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必须争夺草原上稀缺的水草资源。在过旱或者过寒的气候环境之下，友谊的分量往往比不上一片牧草。对古代蒙古草原复仇传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对西夏、金、南宋、日本、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的征伐，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复仇的目的。无论是生存的逻辑，还是复仇的传统，都要求蒙古人适应战争生活。因此，他们刚出生不久就会被“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跟随大人们一起驰骋，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小弓箭和短刀，十五岁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骑兵。同时，蒙古人对地形天生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这是在几千年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基因。因为大草原上几乎没有任何路标，而他们却必须在草原上放牧，寻找水源，寻找朋友和敌人，这需要他们培养对地形的敏感度。另外，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出于复仇的责任，但凡是对外侵略，都需要很多人参与，尤其是各类人才的参与。铁木真在这方面最有心得。每当征服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铁木真至少会做两件事情：其一，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使其成为蒙古大军的一部分；其二，善用被征服地区的工匠，尤其是制作武器的工匠。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本书第二篇将有进一步的阐述。

第三章天命笃信天命，是古人的共同之处。孔子编撰的《尚书·汤誓篇》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意思是说，夏朝多罪，上天使其灭亡。《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说，商朝取代夏朝，是奉上天之命行事。《庄子·内篇》写道：“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意思是说，尧舜为帝乃受命于天。包括铁木真在内，古代蒙古人也笃信天命。他们对上天的“启示”十分重视。《蒙古秘史》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遗弃铁木真一家的泰亦赤兀惕人，担心铁木真羽翼丰满之后会来寻仇，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兵去追杀他。年少的铁木真躲过敌人的突袭，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泰亦赤兀惕人选择了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之策，在密林外看守。铁木真在密林里躲了三天之后，觉得仇人们已经离开，正要牵马出去，马鞍突然脱落了。他心想：“莫非是上天要阻止我出去吗？”于是返回密林里。过了三天，他又打算出去，看见一块巨石堵住了出口，于是再度返回密林。又过了三天，已经九天没有进食的铁木真饥饿难耐，心想：“怎么能无名地死去呢？出去吧！”于是，他牵着马，绕过巨石，出了密林。可是，泰亦赤兀惕人并没有离开。他们捉住了铁木真。族长派人轮流看管他。有一日，轮到一个瘦弱的少年担任看守。铁木真心想，这是上天赐予的逃跑良机。最终，他逮到一个机会，打倒了少年，逃跑了。引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天命的客观实在性，而是为了说明铁木真的天命观：对于他所认定的上天的启示，他会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届时情况仍然不乐观，他会选择勇敢地面对。然而，只要有机会出现，哪怕是极其微弱的机会，他就一定不会放过。这种天命观贯穿其征伐之路的始终。天命观在军事征服霸业上的表现，就是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战机。《元史》记载了铁木真之孙蒙哥的一个战例：1237年某月，蒙哥正在征伐欧亚大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钦察部。因为抵挡不住蒙古人的进攻，钦察部首领八赤蛮逃到距离里海沿岸不远的岛上。蒙哥率大军赶到的时候，正好遇上退潮，“其浅可渡”。蒙哥高兴地说：“此天开道于我也！”于是一鼓作气，率军登岛，最终几乎将岛上的钦察人全部屠尽，并生擒八赤蛮。不难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在笃信天命的蒙古大汗眼里，任何机会都是“上天赐予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处在蒙昧时代的大汗们来说，将机会赋予“神性”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会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天的选择。而这个信念无疑又将加倍激发征服者的斗志。更加重要的一层逻辑是，既然机会是上天赐予的，就绝对不允许浪费，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因为浪费天赐的机会将遭到天弃。正如西汉刘向所言：“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认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对外侵略的彻底性：在对外侵略——无论其目的如何——的过程中，如果蒙古人发现对手比较弱，就必然会一举将其吞没。这种天命观在宗教上的表现是，尽管绝大多数蒙古人信仰萨满教，敬“腾格里”（长生天）为最高之神，但他们对其他宗教并不排斥。事实上，在蒙古对外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蒙古草原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比如，在蒙古草原最西面的乃蛮部，以及与乃蛮部毗邻的克烈部——前面提到过的王汗所在的部落，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即景教）颇有根基。再比如，铁木真本人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与全真教——道教的分支——掌门丘处机私交颇密，因为他希望能从丘处机那里得到长生的秘诀。蒙古人不排斥其他宗教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长年在大自然中讨生活，对“上天”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他们不想因为排斥其他宗教而得罪其他天神。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由于自己能生产的产品十分有限，蒙古人非常重视商业贸易，在逐水草而居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和不同地方的人做交易，因而有很多机会接触其他宗教文化。根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这样说过：天上有先知，他们受人供奉，每个人都敬畏他们。基督徒说，他们的先知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中世纪对阿拉伯人的称谓）说，他们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他们的先知是摩西；佛教徒说，他们的先知是释迦牟尼。我尊敬和敬畏所有这四位先知，敬畏天上最伟大的神，我祈祷得到天神的保佑。读者将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在宗教上的这种“混沌”态度，是如何影响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对其侵略意图的判断的。

第四章家族恩怨由于本书并非采用编年体的形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交代不严格依照年代的前后次序进行，因此，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后面章节内容，有必要在这里对几位重要人物做一番简要介绍。首先当然是成吉思汗。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1189年，铁木真被蒙古草原上几个部族推举为可汗之时，即有“成吉思汗”的称号。而依《元史》记载，在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铁木真才得到“成吉思汗”的称号。第二种说法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成吉思汗的出生时间也是一个谜。目前存在三种说法：1161年、1162年和1167年。认为是1162年的学者居多。至于其死亡时间，《元史》的记载是，“二十二年……秋七月……乙丑”（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在今甘肃清水附近去世，“寿六十六。葬起辇谷（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在他下葬时，有40名童女和40匹战马陪葬。而且为了保密起见，他的坟冢被马蹄踏平了。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蒙古史专家罗茂锐（Morris Rossabi）支持以下说法，成吉思汗死后可能是天葬，因为那个时候的蒙古社会还没有发展起墓葬文化；也就是说，他的尸体很可能被动物吃了。成吉思汗无疑极具领袖气质和战略智慧。即便是投降的军队也愿意服从他的命令，为他攻城略地，因为他能真正做到慷慨无私，赏罚分明。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历史上其他游牧民族领袖。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成吉思汗最大的成就是统一蒙古，而不是统一之后的军事成功。事实上，只有在各部统一之后，蒙古才具备大规模对外侵略的能力。成吉思汗去世之时，蒙古帝国的版图已经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对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蒙古帝国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1204年，成吉思汗委托一名畏兀儿人设计了一套蒙古文字。成吉思汗有40多名后妃，以正妻孛儿帖地位最高。孛儿帖所生四子即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事业。根据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Al-Juwayni）的记载，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将庞大的蒙古帝国版图分成了五个部分：他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及其子孙们；从海押立〔今科帕尔〕和花剌子模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部分地区〕，伸延到撒哈辛〔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及布加里亚国〔今喀山附近〕的边境地区，赐予长子朮赤；从畏兀儿〔今新疆〕起，至撒马尔罕和不花剌〔今称布哈拉〕，是察合台的封地；窝阔台的封地在今俄罗斯境内的叶密立河流域和霍博地区；拖雷的封地在蒙古本部。[17]朮赤于1227年初去世之后，封地由他的儿子拔都继承。成吉思汗分封领地的主要影响是，它激发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积极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帝国版图，但它同时也为帝国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正是在这些封地的基础之上，朮赤家族建立起金帐汗国，察合台家族建立起察合台汗国，窝阔台家族建立起窝阔台汗国，拖雷家族则建立起元朝。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在1227年至1229年之间，蒙古帝国处于权力真空期。而后，窝阔台登上大汗之位（1229—1241年在位）。继承窝阔台大汗之位的是他的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1242年至1246年，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皇后把持了蒙古帝国的国政。蒙古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权力真空期，之所以会出现皇后摄政的现象，是因为它奉行“民主推选”大汗的制度。这里所谓的“民主推选”，是指在蒙古亲王主持的“库里台大会”上，由全体亲王和贵族推举大汗。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如果“选民”分歧很大，大到彼此不肯让步，无法协调，就可能无法推举出大汗。由于家族封地在俄罗斯境内，窝阔台大汗掌权期间，蒙古帝国的战略重心，不仅仅只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更在罗斯诸公国（今俄罗斯西部地区）、匈牙利、波兰等欧洲国家，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窝阔台成功地团结了朮赤家族的势力。如上所述，朮赤家族的封地也在欧亚大陆的中西部地区。毫无疑问，朝欧亚大陆西部和西南部扩张，符合窝阔台家族和朮赤家族的利益。但窝阔台去世之后，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因为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与朮赤的次子拔都之间很早就出现了矛盾。《蒙古秘史》记载了他们二人结怨的过程：窝阔台当政时期，贵由、拔都以及察合台的孙子不里等人一起西征里海东面的钦察部。某日，他们举行了庆功宴。在宴会上，年长的拔都先于贵由饮了几杯酒。这让贵由和不里十分不满，他们二人马上离开宴会，骑马而去。临走的时候，不里说：“拔都与我们一样，岂能先饮！他与有胡须的老太婆们等量齐观，我要用脚后跟踹他，用脚面来踏他。”贵由说：“我们打那些带弓箭的老妇人们〔指拔都家族的人〕的胸脯吧！”拔都将这件事报告了窝阔台。窝阔台大汗异常震怒。他不准贵由谒见，骂道：“这下贱的东西，受谁挑唆，竟敢满口对兄长胡说！〔贵由〕还不过是个混蛋，竟敢在兄长面前放肆！”最后，贵由、不里等人都受到惩罚。不过，饮酒这件事只是贵由与拔都结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根本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拔都体内流淌的并非成吉思汗家族的鲜血，如前文所言，其父朮赤是篾儿乞人的后代；其二，窝阔台当上大汗之后，将家族封地留给了贵由，而窝阔台家族的封地又与朮赤家族的封地毗邻，因此，作为窝阔台家族封地继承人的贵由，与作为朮赤家族封地继承人的拔都之间，很可能因为领土纠纷而经常发生矛盾。显然，在对“饮酒事件”的处理上，窝阔台至少表面上持公正的态度，使得贵由与拔都之间的私人恩怨不至于影响帝国扩张的大局。然而，我们将会在后面发现，窝阔台去世之后，无论是乃马真皇后摄政时期，还是贵由当政时期，蒙古帝国往欧亚大陆西部和西南部扩张的势头明显放缓。1248年，贵由去世。1248至1251年之间，因为“库里台大会”在大汗人选上存在严重分歧，蒙古帝国又经历了一段权力真空期。尽管遭到窝阔台家族的抵制，1251年，得到拔都家族大力支持的拖雷长子蒙哥被“库里台大会”推举为大汗。蒙哥当政期间（1251—1259），窝阔台家族的封地被分割成小块，由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以及孙子脱脱、海都等人分别继承。这样做的结果是窝阔台家族的势力被极大削弱。与此同时，在蒙哥大汗的支持下，他的同母弟弟忽必烈（1215—1294年）和旭烈兀（1217—1265年）则分别在中原和西亚壮大了自己的势力。1256年，旭烈兀在西亚建立起伊儿汗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伊儿汗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基斯坦的西部。四年之后，也就是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哥的大汗之位。不过，他不像他的兄长蒙哥一样，在有全体宗亲参与的“库里台大会”被推举为大汗，而是在只有自己人参加的“库里台大会”上登位，因此，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大汗。换言之，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蒙古帝国已在这一年解体。自此之后，几大汗国各自为政。伊儿汗国与金帐汗国之间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不过，伊儿汗国与忽必烈治下的大蒙古国（1271年后改国号为“大元”）之间则一直关系良好。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教徒，因此，无论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还是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都引起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极大兴趣。从13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教世界一直试图与这两个国家建立联盟关系，以对抗伊斯兰世界。后文将详述这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篇军事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射，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

1271年某月某日，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旭烈兀之子——收到一封来自他的伯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书信，后者请他帮忙找几位能够制造石炮的工匠，因为攻打南宋已进入关键时刻，急需加强攻城部队的火力。读完信后，阿八哈马上派人通知两位制造石炮的大师，一位是木发里（很可能是今土耳其的西尔万地区）的阿老瓦丁，一位是旭烈（很可能是今叙利亚的阿勒颇）的亦思马因，命他们立即启程前去援助忽必烈。于是，两位大师携家带口，乘坐驿站车马，日夜兼程地赶到大都（今北京）。他们住进了朝廷安排的官舍，很快就造出第一批石炮。这批石炮被安置在大都的五门之前。忽必烈亲自观摩了石炮的试射。他对演习效果非常满意，赏赐了两位大师不少绫罗绸缎。在元朝攻打南宋的过程中，两位大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元十年（1273年），亦思马因曾随元军攻打襄阳。刚开始的时候，石炮的威力没有发挥出来。于是，亦思马因仔细察看地形，然后将石炮安置在城外东南角。据《元史》载：〔石弹〕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1274年〕，〔亦思马因〕以疾卒。阿老瓦丁也立下了无数军功。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横渡长江，平章阿里海牙（畏兀儿人）派人寻求回回炮工匠，于是，阿老瓦丁奉命前去支援，“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阿老瓦丁〕力”。四年后，忽必烈任命他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1285年，忽必烈再次提拔他为副万户。上面这些史料皆出自《元史》。读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三个结论：其一，蒙古军并非仅由蒙古人组成；其二，蒙古统治者对其统治范围内的军事技术分布状况很熟悉；其三，蒙古统治者唯才是举。事实上，这三个结论同时说明了一件事，即蒙古统治者在玩一种类似“滚雪球”的游戏，他们在征服某个地区之后，会整合这个地区的军事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然后利用这些资源去征服下一个地区，然后又整合并利用下一个被征服地区的军事资源，继续其征服之路。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在的伊儿汗国，就是旭烈兀征服西亚后建立的汗国。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同母弟弟。蒙古统治者征服西亚地区后，就对这个地区的军事资源做了整合，为其后对其他地区的征服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某个地区具有优势的军事资源，尤其是其中的技术资源，往往是吸取了其他地区经验的结果，它意味着，蒙古统治者对某一地区军事资源的整合，实际上是对多个地区的军事资源进行整合。换句话说，蒙古大军攻打南宋——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所使用的军事资源，并不只是自己的本土资源，而是综合了包括北地汉族、突厥、契丹、女真、党项、畏兀儿、波斯等民族在内的所有被征服者的资源，还包括这些被征服者从其他地区吸收的技术资源，总而言之，蒙古人的军力综合了多种文明的优势。

第五章军力之谜蒙古帝国的兵力规模一直是个谜。明代学者宋濂等人在编撰《元史》时，也曾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原因在于，兵籍被视为军机重务，汉臣没有机会接触。即便是在枢密院任职的大臣，专门负责兵籍的官员，也只有少数一两人知道，“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正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谜，它引起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美国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对此专门做过考证，但仍然无法得出确切的数字。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人的扩张步伐太快，兵力因征战而频繁增减，同时，人口数量情况——估算兵力的基础——也因为战乱而没作统计。而且，由于史料过于庞杂，且编著者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史实的记载有时也会有出入。比如，《元史·朮赤台列传》记载，“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而据《蒙古秘史》记载：“将所有蒙古人民整编之后，成吉思可汗降下圣旨，任命一同参与建立国家的人们，来做按照以千为单位所组成的千户的那颜们……他们成为成吉思可汗所指明的蒙古人的九十五个千户的那颜们。”尽管《蒙古秘史》更为权威，后人以它的记载为准，但这种记录上的差异性，无疑会影响后人的判断。不过，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蒙古帝国各个时期的兵力情况，却大致能了解几个关键时期的兵力情况。如以《蒙古秘史》的记载为准，则在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时候，麾下有95个千户，即兵力大概是9.5万。而据梅天穆的考证，到了13世纪50年代，即蒙哥大汗攻打南宋之时，麾下有90个万户。同期的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各有22个和43个万户。察合台汗国的兵力不详。不过，按照梅天穆的说法，并非所有兵力都能投入战斗。万户的实际兵力只能算六成，也就是说，在13世纪50年代，蒙古帝国——不包括察合台汗国——的实际兵力约为93万。如果算上察合台汗国，则肯定超过百万。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的兵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至少10倍。蒙古帝国的兵力迅速增长的原因，与其征兵政策有很大关系。蒙古大军征服一个地区后，往往会做三件事，其一是屠杀平民，其二是转移工匠，其三是整编被征服的军队。对于前两件事，后文将会有具体解释。先解释第三件事。与兵力之谜一样，13世纪初的蒙古到底有多少人口，也是困扰学者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蒙古并无立国经验可循，统治者又忙于征战，故并不经常做人口统计。综合学者们的估计，1206年前后，蒙古人口在70万至250万之间。这个差距极大的数字，无碍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仅仅靠本族的力量，成吉思汗无法实现自己的帝国野心。于是，成吉思汗实行了整编敌军的政策。毫无疑问，这是其整编蒙古各部族军队政策的延伸。按照《元史》的记载：“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乣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不过，辽东、云南、福建等地收编的军队都是“乡兵”，即地方军队，不跟随蒙古统治者“出戍他方”。“整编敌军”的好处在于，它能迅速扩充自己的兵力，能够集合敌军中的人才，能够将敌军的优势化为自己的优势。至于如何集中敌军人才、如何化敌人优势为自己优势，后文将有进一步阐述。总之，这是蒙古帝国的兵力呈指数级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整编政策也有消极的一面。出于对蒙古人侵犯本国或本民族的敌意，出于对蒙古人屠杀本国或本族人的愤怒，被整编者的军事态度往往十分消极。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这个政策的消极面是蒙古大军入侵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整编敌军的同时，蒙古统治者在其领土范围内，还根据实际的需要，实行标准不同的征兵政策。比如，由蒙古草原各部族组成的探马赤军，其征兵制度是，每家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不管多少都征发为兵。又比如，在窝阔台当政的第八年，即1236年，征发宣德、太原、陕西等五路百姓当兵，每20名成年男子征1名士兵。在忽必烈当政的第十一年，即1270年，中原地区每10名成年男子出1名士兵。在伊儿汗国所在的中东地区，蒙古统治者出台的征兵政策，也是每10名成年男子征兵1名。根据亚美尼亚——伊儿汗国附庸国——编年史记录者格里戈（Grigor of Akanc）的记载，当地所有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要求服兵役。除了征兵，蒙古统治者还有“征匠政策”。比如，窝阔台于1236年颁发的指令中，除了在宣德、太原等五路征兵，还要“征匠”，除了纺织工匠以及在哈剌和林建造宫殿的工匠，都要被征用。按照元朝政府颁布的征兵条例，凡因病死于戍守地的人，100天之后，由其家中的第二名成年男子当兵；战死的人，免其家兵役一年；极其贫穷的，以及老而无子者，从兵籍上除去他们的名字；家中人口死光了，另用别人补上；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要为原先的主人贴军。正是在这种征兵制度之下，蒙古帝国得以维持其兵力。然而，兵力并不等同于战斗力。战斗力，或者说军事效率，还与指挥结构、兵种构成、情报系统、武器装备、作战训练、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有极大关系。后五项留待后文交代，这里先交代前两项。蒙古军队的指挥结构，以十进制为基础。万户之下设千户，千户之下设百户，百户之下设十户。万户长只需对大汗负责，千户长只需对万户长负责，百户长只需对千户长负责，十户长只需对百户长负责。换句话说，每一位指挥官只需指挥10个人，由此极大提高了指挥效率。这种指挥结构并非蒙古人首创。《尚书·牧誓》有云：“千夫长，百夫长。”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这种“军衔”。契丹人和女真人也采用了这种指挥结构。正是通过这种制度，成吉思汗将比较大的部族分而化之，打破各部族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指挥结构之下，士兵无法对原先部族的首领效忠，只能对其所在的“户长”效忠，最终表现为只对大汗效忠。作为这种制度的补充，依《元史》载，万户长佩戴金虎符，千户长佩戴金符，“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通过建立世袭制，确保万户、千户们对大汗的忠诚。同时，为了确保下属对上级忠诚，成吉思汗还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十户、百户或千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这种制度在提高指挥效率的同时，还体现了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因为无论各级长官的钱财和官爵如何，每个人的劳动都和其他人一般多，彼此没有差别。再交代一下蒙古帝国的兵种。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朝代一样，并非所有蒙古帝国的士兵都会上前线。按照《元史》的分类标准，蒙古兵可依职能不同而分为宿卫、镇戍、牧马军、屯田军、站赤军、弓手、急递铺兵、鹰房捕猎。实际上，除了前两者，其余都不算真正的兵。宿卫是“天子之禁兵也”，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其职能包括警戒宫廷重地、外交仪仗、守护皇家府库、押运地方向中央缴纳的物资等。他们随时听候皇帝诏令，在皇帝出巡之时，作为扈从军护卫。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大功臣，被称为“四杰”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以及赤老温，即掌管宿卫军。镇戍军的职能是镇守四方。按《元史·兵志》的说法，“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成吉思汗定下的制度是：边远的军事及交通要地由宗王们镇守；河洛、山东等地处国家的内地中心，由蒙古军、探马赤军等重要军事机构驻守；淮河、江南以南地区，由汉军和新附军戍守。美国历史学家布伊尔（Paul D. Buell）认为，镇戍军对蒙古帝国的扩张十分重要：“镇戍军是一支特别的军队，它由精选的千户组成，他们负责镇守被征服的地区，如有机会，他们会继续征战。”《元史》的作者宋濂等人则如此评论：“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诸兵种中，最具蒙古帝国特色的，当属牧马军。这是因为他们兴起于北方草原，以骑马射箭为习俗，并且“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在古代与农耕文明对峙的战场之上，凭借战马提供的反应速度，蒙古人有着决定性的战术优势，比如，他们可以对汉族村落采取“掠了就跑”的战术，他们可以迅速返回草原，躲避不那么迅捷的汉族军队的进攻。蒙古牧马军也设有千户、百户之职。至于屯田军，汉、魏以来都有设置，是“养兵息民之要道也”。蒙古大军在征伐之时，每每遇到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一定会实行屯田来与之相持。在征服并接管郡县之后，蒙古统治者会在郡县中设置弓手，其职责是防范盗贼、负责巡逻、抓捕罪犯，官府有物资过境时，则承担接引护送的工作。鹰房捕猎也是具有蒙古特色的兵种，在蒙古语中，他们被称为“昔宝赤”，是为皇帝和宗王豢养鹰隼的人。至于站赤军和急递铺兵，将在下一章中作具体介绍。

第六章军情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指挥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战争史》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的军队具有很高的军事效率，他们将作战的机动性与协作性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协作能力使其成为当时最有组织性的军队，他们军事上成功的关键在于情报体系。”美国历史学家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则在《情报工作起源》一书中感叹道，成吉思汗就像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不仅了解帝国周边的情报，还了解并不与蒙古接壤的其他国家的情报，“成吉思汗明白，掌握其将要征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的重要性，这是他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情报工作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中国古人早就已经十分了解。春秋时期吴国的军事家孙武即有明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过，将这个理论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是蒙古帝国的几位大汗。西方人笔下的蒙古帝国的情报系统，指的是“站赤”和“急递铺兵”这两项情报传递制度，以及多种情报搜集制度。按照《元史》的说法，“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它的主要职能是通报边境的军情，传达上级号令，“未有重于此者焉”。“急递铺兵”指的是快递情报的兵卒。驿站制度并非蒙古人的创举。商代的甲骨文里已有记载：“来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东鄙。”这里所谓的“僖”，指的就是报告军情的士卒。西周时期已有指代邮驿的“邮”字，并有用邮车、快马传递紧急“简书”的邮传制度。公元前550年左右的波斯帝国，也已设立传递紧急情报的邮政驿站。不过，因为成吉思汗创下的霸业太大，蒙古人的驿站制度似乎更受关注。事实上，很多西方人并不清楚，真正为蒙古帝国设下站赤制度的，并非成吉思汗，而是他的儿子窝阔台。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窝阔台在去世之前总结了自己的功过得失，在总结四件功劳时，他说：“坐在父亲的大位里，我在汗父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我远征金国，灭了金国。我的第二件事，是为使我们的使臣在路上可以疾驰，并搬运所需的东西，设了驿站。还有另一件事，是在没有水的地方，挖出水井，使百姓得到水草。我还在各方各城市的百姓中，设置了先锋、探马等官，使百姓能生活安定。”但窝阔台没有把功劳都算在自己身上。他说，设置驿站这件事，“是察乃、孛勒合答儿两个人想起来，向我们提议的。”由于现有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得知包括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等汗国在内的蒙古帝国的驿站制度详情，而只能从元朝留下的史料中窥斑见豹。根据《元史》的记载，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设置了近1400处驿站。至于用来传递军情的工具，陆路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水路则用船。比如，在陕西行中书省设置的81处驿站，即配置了7629匹快马；在江西等处行中书省设置的69处水上驿站，则配置了568艘船。通过驿站传递的各种情报，以轻重缓急为标准进行分类。加盖玉玺的驿传书信，被称为“铺马圣旨”。如果遇到紧急军务，会以“金字圆符”为凭证，紧急程度稍次的，则以“银字圆符”为凭证。各路驿站都设有都统领司，他们直接隶属于各路总管府。1274年，忽必烈将各驿站都统领司改为通政院。驿站的官员有驿令、提领及脱脱禾孙。其中，脱脱禾孙主要负责在交通要冲盘查行人。这些官员归属通政院和兵部管辖。对于驿站的财政支出、资源配备、权责范围等方面，元朝政府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窝阔台在1229年下令：“各驿站都要设置米仓，驿站所辖站户每家每年要交纳一石米，专设一名百户主管此事。”忽必烈在1264年下令：“站户可享受四顷农田免交税粮的政策，其余农田则全部要缴纳土地税。”元朝政府还对往来使臣的待遇做出详细的规定。比如，窝阔台规定，“北方来的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忽必烈则规定，“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用发钱十文，冬季每天发给炭五斤”。至于“急递铺兵”制度，元朝政府规定，各处官府要依路程的远近、人数的多少，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就设一个急递站铺，每铺设急递铺兵五人。此类兵卒从各州县百姓中征发。快递的情报要封锁在匣子里，“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高三寸……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明代学者宋濂等人评论，正是因为有完备的驿站制度，“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意思是说，驿站使天下资源能汇聚一堂，这是元朝强盛的重要原因。不过，以蒙古帝国幅员之辽阔，东征西伐之频密，仅有完备的情报传递制度，没有高效的情报收集制度，其军政要务也无法正常运转。蒙古帝国通过两种方式收集情报：一种是直接的方式，比如直接派间谍或侦察兵去刺探情报；一种是间接的方式，比如在边境集市偷听敌国商旅的谈话，或者与过境的别国商旅交谈，或者收买敌国官员和平民，通过迂回的手段获得情报。至于情报的内容，则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无所不包的。德沃尼克在《情报工作起源》一书中说，在蒙古帝国的情报收集系统中，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帝国的政策是善待商人，可汗们不仅保护贸易通道，有时还会直接资助商业组织。这种政策使其得到商人们的支持。为了与蒙古统治者保持友好关系，商人们会向他们提供大量信息。而商人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控制了中国和中亚之间的一切贸易。他们清楚所有的道路情况。他们是精明的观察者，他们熟悉沿途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他们接触过许多官员。他们了解从波斯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通过商人收集情报，是蒙古帝国情报体系的独特之处。正是通过与花剌子模帝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成吉思汗掌握了这个中亚国家的宗教情况，以至于在1218年时，派出了一个由穆斯林组成的庞大商队出使这个国家。当商队抵达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城时，该城守将以蒙古商队是间谍为由，处死了几乎所有商队成员。这件事成为蒙古入侵中亚和西亚伊斯兰世界的导火索。在边境集市搜集情报也是一个重要渠道，但这并不仅仅是蒙古人采用的方式。根据《金史》的记载，金世宗曾在1177年对宰臣说，宋人喜欢制造事端，违背盟约，不可不防备他们，因此，陕西沿边的榷场（指边贸市场），除保留一处，其他的都要关闭，“令所司严察奸细”。与历史上所有国家一样，在蒙古帝国的情报收集系统中，侦察兵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可·波罗见识过蒙古大军的战斗编队。根据他的描述，蒙古军一般会派出四组侦察部队，每个部队由200名士兵组成。其中一组侦察部队充当先锋，他们比主力部队提前两天出发，去刺探敌军的动向、扎营位置等情况，其余三组在主力部队侧翼和后方警戒，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蒙古秘史》记载了一个例子：成吉思汗与王汗要一起攻打札木合。在与王汗的大军会师之后，两路人马顺着克鲁伦河行军。成吉思可汗派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三个人做先锋……在这些先锋的前面，还派出哨望（打探前路军情的分队）……刚要下寨的时候，在赤忽儿忽（地名）的哨望派人前来报告：“敌人来啦！”于是，成吉思汗就放弃了驻营的计划。还有一个例子是，1220年秋，由于难以抵挡蒙古大军的攻势，花剌子模帝国统治者摩诃末仓皇出逃。于是，哲别和速不台率军追杀。他们一直追到里海附近，但最终还是让摩诃末逃掉了。不过，蒙古大军并没有急于返回，而是顺道侦察了里海一带的虚实。蒙古人对军事侦察的重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古代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在迁徙之前，四处派人去寻找合适的落脚地。军事侦察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然引申。除了亲力亲为的军事侦察，蒙古人显然知道如何利用人的贪欲，收买敌国内部的人充当间谍。据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切希尔（Harold T. Cheshire）考证，蒙古大军入侵罗斯国（今俄罗斯）和保加尔国之后，曾雇佣这两个被征服国家的居民充当间谍。这些间谍经过里海潜入欧洲国家，收集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势、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十字军东征后的兵力损失情况，以及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与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间的斗争情况。这些间谍刺探到的各个方面的情报，正是通过前面说的情报传递系统，传回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当蒙古统治者了解到，欧洲人全然不知蒙古已入侵罗斯国，也不清楚蒙古的兵力情况，便制订了入侵波兰和匈牙利的计划。不过，美国历史学家德沃尼克认为，速不台并没有雇佣平民充当间谍，而是从囚犯、商人和其他欧洲人那里收集的情报。蒙古帝国在所有被征服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络。美国历史学家帕亚斯利安（Simon Payaslian）在《亚美尼亚史》一书中提到的一起历史事件，展示了蒙古帝国的间谍无孔不入的能力：1236年，蒙古帝国征服了中亚国家亚美尼亚。由于大汗窝阔台满足于已获得的战利品，他没有向这个被征服国家征收苛捐杂税。然而好景不长。从1243年起，蒙古统治者开始向亚美尼亚征收重税。1248年底时，不堪重负的亚美尼亚贵族酝酿叛乱。但他们的叛乱计划最终流产，因为蒙古人已提前获知叛乱消息。后来，叛乱组织者被拘押在哈剌和林。

第七章集天下利器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经常处于迁徙之中。他们经常由东至西或由西至东，由北至南或由南至北，到处放牧，活动空间比农耕民族宽广得多，因此有更多机会去接触更多种类的文明。而且游牧民族以狩猎为主要生活内容之一，经常为争夺水草而互相冲突，因而对侵略和战争习以为常。好的武器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如同好的农具对于农耕民族的意义，都是维持生计、提升战斗力和生产力的根本需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他们往往会优先关注并引进对方先进的武器技术。13世纪的蒙古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的考证，生活在13世纪初的蒙古人，其武器装备与1世纪时并无太多不同。但当他们走出蒙古大草原，对外发起侵略之后，就从敌人和被征服者身上吸收了更多的军事技术。比如，征服高丽之后，蒙古人利用后者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支水军在打败南宋——亚洲海洋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吸收了西亚的重装甲技术，比如链甲、头盔、胸甲、马铠等。正如语言学家所发现的，在蒙古语中，“胸甲”一词的发音（begder），与波斯语中“链甲”一词的发音（bagtar）近似。在征服北高加索一带的阿兰人之后，他们迫使擅长制造胸甲的阿兰人源源不断地提供这种防御装备。据美国历史学家马丁内兹（A. P. Martinez）的考证，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是轻骑兵，但在波斯人的影响下，他们改装成了中型或重型装甲骑兵。这种改变在伊儿汗国尤其明显。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些改变，是为了适应地形的需要，是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马穆鲁克，同时也是应对国情变化的需要。蒙古军队在装备上的变化，随后又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1252年，德意志帝国特使出访匈牙利期间，就对加利奇公国大公达尼洛的兵团印象深刻，因为整个兵团——从人到马——都装备了“鞑靼装甲”。而且这些“闪闪发光的武器”是依照蒙古军队的样式打造的。加利奇公国是斯拉夫人在东欧建立的一个公国，其势力范围涵盖今波兰与乌克兰的部分领土。1240年，蒙古大军曾夷平这个国家，达尼洛大公被迫逃入匈牙利避难。有意思的是，1256年，达尼洛正是率领这支装备“鞑靼装甲”的兵团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加利奇公国建立起了军事优势。事实上，四年之后，达尼洛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体现在他们对工匠的态度上。蒙古大军每征服一个地区，都会将制弓手、制箭手、制作箭袋与弓袋的工匠、制造刀剑的铁匠，以及制造其他武器装备的工匠安置在特定的城镇中，直接受蒙古朝廷的监督。而且所有工匠都按劳付酬，至少原则上如此。比如，蒙古帝国灭金之后，即在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等地集中安置工匠，命其制造攻打南宋的兵器。在诸多工匠之中，窝阔台大汗最欣赏的就是来自金地浑源（属山西）的孙威。依《元史》记载，孙威擅长制作铠甲，曾特意制作蹄筋翎根铠进献窝阔台。为试验这套铠甲的防御功能，窝阔台亲自引弓射它，结果不能射穿，于是，“〔太宗〕大悦，赐名也可兀兰，佩以金符〔相当于千户长〕，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复以锦衣赐威。”巴格达（中国古籍中称“报达”）也是一个例子。1258年，攻陷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之后，蒙古人杀害了他们的哈里发穆斯塔辛，屠杀了数十万无辜平民，唯独对工匠刀下留情。巴格达市区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蒙古人用来安置生产链甲、头盔和其他武器装备的伊拉克工匠。然而，工匠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为了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战区，以提高战时的装备效率，蒙古人通常会将工匠们从一个地区送到另一个地区。根据俄罗斯的编年史，1255年，很多制鞍匠、制弓匠、制作箭袋的工匠，以及各种金属匠，都迅速逃离罗斯国，以免被蒙古官员抓起来。他们的逃跑是经人刻意安排的，因为如果他们落入蒙古人手中，他们将不得不遵照征服者的要求制作武器，而且很可能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毫无疑问，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除了夺取敌人的武器，占有并改造敌人的军事技术，是提升自己战斗力的最佳渠道。这种战略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尤其是军事技术的交流。比如，两种十分重要的进攻性武器，配重抛石机（counterweight trebuchet，即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造的石炮）和火药，就是在蒙古帝国时代，一个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一个从中国传播到西方。不过，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军事史专家认为，西方的配重抛石机也可能起源于中国。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抛石机已经作为武器出现。比如，在令周桓王姬林（前719—前697年在位）名誉扫地的“繻葛之战”中，郑庄公的军队就使用了这种武器。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左传》有记载：五年〔公元前707年〕王〔指周桓王）夺郑伯〔指郑庄公〕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伯〕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双方〕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郑伯〕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在《范蠡兵法》中，“旝”指的就是飞石。《墨子》记载：“方石去地尺，关石于其下，县丝于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石易，收也。”西方最早记载抛石机的典籍，是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539—602年）撰写的《策略》。这本书记载了一种能发射石块的弩炮，这种武器基于一个转柜之上。7世纪时，阿拉伯人也使用了抛石机。与中国古代的抛石机相同，它们都是以人力牵引为动力。据说，为阿拉伯人的抛石机提供牵引动力的人，少则需要50人，多则需要250人。配重抛石机出现于11至12世纪。以巨石或极沉的金属作为配重，以巨石或金属的重量作为发射石炮的动力，它能将100千克重的石头抛出275米远。这种抛石机还改良了瞄准技术。根据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尼克达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载，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卡就将配重抛石机用于攻打匈牙利的城堡。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切维登（Paul E. Chevedden）考证，拜占庭在1097年围攻尼西亚时已使用这种武器。切维登认为，配重抛石机的出现，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结果。在13世纪初对圣地耶路撒冷的争夺战中，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武器。这种武器很快就引起了西征的蒙古人的浓厚兴趣。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在攻打布哈拉时，曾遭到对手配重抛石机和燃烧弹的密集反攻。毫无疑问，蒙古大军在攻陷布哈拉或其他配备这种武器的战略城市之后，会缴获不少这种既能攻城又能防御的重型武器。最令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蒙古人何时建立了自己的配重抛石机兵种。事实上，在1219年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见识过石炮的威力。1205年，成吉思汗大军入侵西夏时，首次遭到防御工事、城墙、石炮和火药武器的挑战。不过，那种石炮还是原始的牵引抛石机。不久之后，成吉思汗建立起了自己的石炮军。这支新兵种的首席设计师是蒙古人唵木海。《元史》记载道：“〔唵木海〕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成吉思汗〕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这段对话很可能发生在1214年。这一年，蒙古国太师木华黎起兵南征。在他出发之前，成吉思汗曾对他说，“唵木海提出的攻城用炮的计策很好，你如果能任用他，有什么城池不能攻破？！”随后，成吉思汗授予唵木海金符，即千户之职，还让他随军出征，担任炮手达鲁花赤。唵木海挑选了500多人进行教学训练。在蒙古未来征服各国的战役中，这些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蒙古设立石炮军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蒙古在华北的军事目标的改变，从延续千百年的不时袭击，变为有野心的征服之战，表明蒙古人有永久占领汉地的打算。根据曾在1221年访问蒙古首都哈剌和林的南宋特使孟珙的记载，蒙古大军当时已有多种攻城机械，除了攀登城墙所需的移动云梯、有助于靠近堡垒的隐蔽通道，还有装置了炮座的抛石机。窝阔台及蒙哥当政时期，石炮军的规模逐渐扩大。《元史》有载，“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管领出征，壬子年俱作炮手附籍。”正是在“俱作炮手附籍”的壬子年，即1252年，这些石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年，忽必烈率军征讨西南少数民族。随军出征的有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在攻打金沙江附近的白蛮部落期间，有一处山寨地势险要，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于是，“兀良合台率精锐立炮攻之”。次年，旭烈兀奉兄长蒙哥大汗之命率军西征。根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旭烈兀出发之前，特地“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机手和火油投掷手，他们从契丹取来一千户射石机手，他们用石弹可以把针眼变成骆驼的通道，因为用筋和胶如此结实地固定射石机架，以至当他们从下向上瞄准时，石头不落回来”。据另一位13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所写《史集》的记载，1259年，旭烈兀大军在攻打叙利亚的阿勒颇（西亚制作抛石机的军事重镇，位于今叙利亚西北部）时，遭遇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在四十昼夜中同堡内驻军作战，双方用石炮发射石头”。拉施特还描写了两位石炮发射能手的高超技术：城中有个箭无虚发的石炮发射能手。他用石头射死了很多人。异密们〔军事长官们〕无法对付他。巴忒剌丁·鲁鲁〔某个已臣服蒙古的西亚国家苏丹〕那里也有个很机灵的石炮发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来，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来对付城中的石炮。双方的石炮同时射出石块。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碎裂成小块。双方都为两位炮手的高超技术惊异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毁了。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是：兀良合台和旭烈兀大军所使用的石炮或射石机，到底是牵引抛石机还是配重抛石机？基于拉施特提供的史料进行判断，牵引抛石机的概率更大，因为在遭到装置有瞄准设备的配重抛石机攻击时，“异密们无法对付他们”，以至于最终要依靠被征服的西亚人的帮助。而西亚人架起的那座“高大的石炮”，则很可能就是配重抛石机。正因为双方的抛石机都配有瞄准装置，才上演了“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的好戏。换句话说，尽管蒙古人早已建立起石炮军，但在旭烈兀出征之前，即1253年之前，他们很可能还没有掌握制造和操作配重抛石机的技术。毫无疑问，在总结西征经验并与兄长忽必烈分享这些经验时，旭烈兀不会忽视配重抛石机的重要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在1271年的时候，忽必烈才会想到要向阿八哈——旭烈兀之子——借调制作配重抛石机的专家，本篇篇首出现的那两个西亚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才有机会为忽必烈效力。正是在这两位武器大师的努力之下，蒙古人的石炮（牵引抛石机）升级为配重抛石机。据《元史》记载，1273年，忽必烈下令修建正阳东西两座城，设置大炮（配重抛石机）200多尊，与南宋军队作战。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攻克襄阳城的战役中，这种石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蒙古人的征伐及统治下，不仅西方的武器技术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武器技术也得以传入西方，比如火药武器。关于火药和火器的起源，学者们争论过很长时间。西方人曾经一直认为，火药是德国方济各会修士、炼金术师施瓦茨发明的，时间大概在1313年至1353年。直至20世纪初，这种说法才被有力地驳倒。荷兰汉学家施列格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大量证据，证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hp Needham）作了很多贡献。据李约瑟考证，最早提到火药的文献要追溯到9世纪的中国。大概在100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使用火药的炸弹或手榴弹。不过，由于那时的火药质量不高，要么引信燃烧过程太长，要么突然燃烧导致爆炸，因而没有广泛应用于军事上。1100年左右，中国人已发明了火枪，但仍然无法克服化学过程忽快忽慢的缺陷。几十年后，因为掌握了经提纯的硝酸钠的比例，火药武器才真正发挥出作用。1232年，蒙古大军攻打金朝首都汴梁（今开封）时，就遭遇了这种炸弹或榴弹。学者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则是，火药是在何时、由何人传到西方的。中西方专家试图从语义学的角度证明，火药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的。1240年左右，阿拉伯人开始将硝石——火药的重要成分——称作“中国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用“药”这个词来指“火药”。实际上，13世纪之前，中国人已将“火药”简称为“药”了。美国历史学家奥森（Thomas T. Allse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火药传到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大概是13世纪中期，在1267年前后传到西欧，但直到14世纪，西方人才得见完整的火药方剂。李约瑟认为，将这种军事技术传到西方的，主要是西方旅行者及其中国随从。美国历史学家奥森则认为，很可能是蒙古军队在西征过程中，将火药和火器技术带到西方，而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其一是蒙古军队的内部交流；其二是通过在战场上的应用。蒙古军队中，既有西亚的穆斯林，又有东亚的汉人，双方很可能互相学习军事技术，汉人可能学习穆斯林的配重抛石机技术，西亚穆斯林可能学习汉人的火药技术。而后，火药很可能通过穆斯林传到欧洲。至于战场应用，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期间，火器就派上了用场。比如，1220年攻打布哈拉时，蒙古人就动用了火箭。奥森还注意到《元史》提到的一场战事：1220年，成吉思汗的将军郭宝玉（唐代名臣郭子仪后裔）攻陷挦思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之后，驻扎在暗木河（即中亚的阿姆河）。敌人在河边有堡垒十余座，还“陈船河中”。郭宝玉待风涛暴起之时，“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不过，蒙古人当时所用的“火箭”，与真正的火药武器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奥森认为它会改变西方人的观念。火药和火器传到西方之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改良之后的火器，首先是以加农炮的形式出现，然后是以手枪的形式，但出现的时间各有不同。加农炮出现在印度的时间是1442年，出现在伊朗和中亚的时间更早一些，大概是在1360—1370年，但具体年份并不清楚。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火器大概出现于1350年，至1380年已经很常见。俄罗斯编年史首次提到火炮是在1382年。不过，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佩西（Arnold Pacey）所说，技术转移是文明间的对话过程，接收方会基于自身的经验、条件和需要，来考虑是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技术，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火药传入西方约两百年之后，即15世纪中期，加农炮才成为攻城略地的核心武器。

第八章装备蒙古士兵的装备情况，也是历史学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蒙古兵的装备与10至11世纪的辽（契丹）兵类似，以复合弓为主，但装备算得上比较精良；另一种认为，蒙古帝国起初并不强大，只有少数人才配备武器。除了复合弓，其余的武器装备都是在战场上斩获的战利品。直到后来，蒙古人才有一套专业的装备其军队的体系。第一种观点是基于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的出使报告。柏朗嘉宾是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13世纪40年代，他曾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出使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对于这次出使，后文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柏朗嘉宾在出使报告中如此写道：“他们〔指蒙古兵〕至少会携带下列武器：两到三张弓，或至少一张良弓；满满三袋的箭；一把斧子；若干尺用来拖拉战争器具的缰绳。那些富裕的士兵则配备刀剑，他们的战马配有马甲，他们有头盔和胸甲。”而依《辽史》记载，每名辽兵要配马三匹，铁甲九件，还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配备马鞍垫、缰绳、马甲皮、马甲铁；每人要配弓四张，箭400支，长短枪、䤪、斧钺等各一件，还要准备系马绳200尺。相比之下，蒙古兵携带的装备比辽兵要少，看上去有损实力和安全性，但这使他们更加轻便，从而获得更多的机动性。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武器蒙古人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复合弓。这种弓由木、角、筋、胶、丝等材料制成，其最大射程能达到500米，有效射程为300米左右。这种弓比西欧十字军使用的十字弓要好得多。十字弓虽然穿透力比较强，但有效射程只有75米左右，其最大的劣势是无法兼顾射程和准确度。直至14世纪，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才制作出可与复合弓匹敌的长弓，其有效射程为220米。与持长弓和十字弓的弓箭手不同，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以及中东的弓箭手在拉弓时都会使用扳指，以减轻弓弦对拇指产生的压力。《十字弓》一书作者、19世纪的历史学家、工程师加尔韦（William Payne-Gallwey）说，使用扳指会使拉弓变得更轻松，从而可以加快拉弓的频率。复合弓的杀伤力还取决于箭头。制造箭头的材料有铁、钢、动物的角或骨，它们因士兵的经常打磨而锋利无比。箭头的长度在5厘米左右，它们都有不同的功能，有的用来射穿盔甲，有的用来发射信号。复合弓也有缺点，潮湿的天气会降低它的效用。如果在雨天使用，复合弓可能就毁了。因此，如果游牧民族不得不在雨中与农耕民族作战，他们将要么选择混战，要么选择逃走。游牧民族通常会选择撤退，虽然他们的马上骑射功夫了得，但地面的刀枪功夫不如敌人。由于复合弓的射程远，蒙古人往往用它来震慑敌人，经常制造“箭雨”以破坏敌军的阵型。如果想追求命中率，他们会选择在150米以内射击。蒙古人也使用标枪、长矛、刀剑、套索等武器，但这些武器并非主要武器，这里不做介绍。

盔甲蒙古大军主要是轻骑兵，但他们通常也有盔甲护体。根据柏朗嘉宾的描述，他们的盔甲一般都是用皮革制成。蒙古骑兵更喜欢穿层状盔甲（lamellar armor），因为这种盔甲制作相对简单，而且比铁甲更能防御弓箭的伤害。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尼科尔（David Nicoll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实验表明，铁甲能阻挡一定射程的弓箭袭击，但无法避免遭受伤害。在防御弓箭伤害方面，层状盔甲比铁甲更加有效。”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骑兵的后背通常没有盔甲保护，因为这样腋窝的感觉更自在，不会妨碍他们拉弓射箭。有的蒙古骑兵根本不穿盔甲，只穿传统长衫。他们在雨天会穿上经过涂层处理的外套，以免被雨水淋透。他们有用来御寒的风衣。即便是在夏天行军的时候，他们也会携带这些衣物。蒙古骑兵配备有简单的头盔，一般是铜制或铁制，头盔的两侧配有副翼，以更好地保护耳朵和脖子。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回到欧洲之后，曾建议西欧国家采用蒙古人的装备方式。不过，真正效仿的却是东欧国家。或许是因为经常面临草原民族的威胁，东欧人后来依蒙古标准改革了自己的装备系统，他们还广泛使用了复合弓和层状盔甲。据说，14世纪西欧出现的锁子甲夹克，也是仿效蒙古骑兵衣着的结果。

战马蒙古帝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战马。无论是对军情传递还是对攻城略地而言，战马都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与西欧和中东的战马相比，蒙古马个头更小，但它们更有耐力，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宋朝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如此描述蒙古骑兵的成长过程：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射，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13世纪时，征战四方的蒙古骑兵，每人都会配备好几匹马，因为有了替班马匹之后，可以加快并保持行军速度，还可以避免某匹马体力耗尽。南宋孟珙所撰《蒙鞑备录》有言：“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这是由草原战争的性质决定的。草原民族擅长的佯攻和佯退战术，以及为了追求机动性而长时间的奔驰，需要他们在一场战役中配备多匹战马。正如前文所引用的《辽史》，每名辽国骑兵也都要求配备三匹战马。草原民族对战马的重视，从《金史》和《元史》中可以看出。前者设有《诸群牧马政》章节，后者设有《马政》专篇。金朝专设了群牧所，元朝设置了太仆寺，专责主管放牧战马的事情。依《元史·兵志·马政》，“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公马养至四岁时，蒙古人会将它去势，使其变得更温顺，更能胜任战争场面。蒙古人还经常骑着母马上战场，因为它温顺且能提供马奶。欧洲人的做法则不同，他们都是骑着种马冲锋陷阵。蒙古人不会放任战马吃草。比如，他们禁止被骑着的马吃草。只有在马鞍被卸下、体温下降、呼吸恢复正常之后，战马才被允许吃草。为了在春天养肥战马，蒙古人不会在春天骑马。一旦秋天来临，战马吃草的时间会缩短，因而会变瘦，变得更有耐力。蒙古人最喜欢在秋天作战。原因在于，秋天是农耕世界的收获季节，而战争会毁坏农民的农作物，因而会导致饥荒，削弱敌国的国力，使其有内乱的危险。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秋收时节，农民不愿离开他们的农田，对抗侵略者的兵力会因此而减少。美国历史学家史密斯（John Masson Smith）说，蒙古军队的行军速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快，估计每日行军一般不会超过25千米，因为他们的战马要吃草。但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蒙古人只允许战马在晚上吃草，然后次日早上接着骑马行军，到了黄昏再扎营。这两种说法的核心都在于，为了让战马保持最佳状态，蒙古人会选择不紧不慢地行军。当然，如果有必要，蒙古人也会急行军。征伐过程中的蒙古人总是尽力争夺牧场，因为只有战马有精神，他们才会有战斗力。蒙古人在中亚和中东夺得两块大牧场：一块是在今阿塞拜疆境内的穆甘平原，另一块是在今黎巴嫩境内的比哈河谷。蒙古人的出现自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从而会导致冲突，尽管这些冲突并不在蒙古人计划之中。占据牧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关乎蒙古人的作战方式是否有效。由于没有足够的牧场，蒙古人无法在叙利亚这样的地方长期驻扎足够的兵力，往往是在资源耗尽后就不得不选择撤离。

第九章掠夺与后勤蒙古大军以十户为标准，规定需要携带的食物和炊具。比如，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期间（1219—1222年），每十户配备的给养物品是：三条或三条半干羊肉，以及一口大铁锅。毫无疑问，仅凭这些给养是无法满足士兵需要的。要理解蒙古大军的后勤问题，还必须考虑其远征作战的特点，即远征的不仅仅是蒙古大军，还包括军中将士的家眷，以及他们牧养的马、羊等牲畜。比如，旭烈兀率军西征时（1253年），总共带了15万兵马。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估计，每名将士大概有5至6名家眷，于是，随军出征的家眷达75万至90万之众。每家又估计牧有100只羊（或100只羊当量的其他牲畜）和10匹马。羊是主要的食物来源，马则是战马或运输工具。如果以每匹马相当于5只羊计算，随军出征的羊的数量达到2250万只。毫无疑问，如此庞大的行军队伍，必然会影响行进速度。比如，小羊羔每天只能走五六千米路程。因此，遇到紧急军情的时候，大军必然会加速先行，家眷及牲畜则只能慢慢尾随。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干粮，维持生命和战斗力，蒙古兵必然会频频抢劫。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蒙古统治者之所以不让士兵配备足够给养，是因为“狮子只要不饿，根本不去猎取、袭击野兽”，“吃得太饱的狗不猎野兽”，“饿着你的狗，它才跟你走”。正因为他们欣赏这种哲学，如孟珙《蒙鞑备录》所言：“〔蒙古人〕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当然，劫掠平民以保证自己的给养，不只有蒙古军队奉行这样的哲学。比如，依照辽的兵制，辽兵都不配发干粮，但每名辽兵都配有一名“打草谷家丁”，他的职责就是“四出抄掠以供之〔指辽兵〕”。据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恩格斯（Donald W. Engels）考证，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马其顿远征军通常会以结盟的方式保证给养，否则也会行劫掠之事，“那些没有在马其顿军队到来前投降的地区被认为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确保军队的粮食供应”。而蒙古军队需要的不仅是粮食，还包括牧场。如果有哪个地区拒绝臣服，蒙古军就会将它夷为平地，变成一片牧场。即便选择了臣服，这个地区的良田也经常会被“改造”成为牧场。蒙古人的膳食结构很简单。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说：“他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迫不得已时，还会吃人肉以及马的胎衣……我甚至看见过他们吃虱子。他们说，‘既然它叮咬我的儿子，吸我儿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我还看见他们吃老鼠。”乳制品是蒙古人的主食。一匹母马每天能产2.56～2.84升马奶，而每个蒙古骑兵配备五六匹马。南宋孟珙所撰《蒙鞑备录》如此写道：“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现代营养学已经充分证明，马奶中富含的蛋白质和热量，能够保证蒙古兵获得足够的营养。正因为“吃所有能吃的东西”，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再“恶劣”。根据在1253年访问蒙古帝国的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的说法，战马死于沙场之后，蒙古士兵会立即分割其尸体，把马肉进行腌制，或者做成干肉，或者做成香肠，或者当时食用，或者熏制后留待日后食用。如果没有马奶和水可以饮用，蒙古士兵会饮马血。现代科学表明，即便是流失体内三分之一的血，也不会危及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每匹马能提供7.95升血，大约含有2184千卡热量。当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上，无水渴极之时，汉人骑兵也会刺马饮血。除了自身携带以及抢劫而来的粮食，蒙古士兵还会通过猎捕获得食物。“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对喜好围猎的蒙古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具体了解蒙古军的医疗组织情况。依常理推断，萨满巫师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萨满都有比较丰富的医疗知识。另外，既然天下巧匠都会被蒙古统治者征用，没有理由医生不会被征用，因为医生和巧匠一样，都能提升或者保持蒙古大军的战斗力。

第十章屠城与战术蒙古大军出征之前，往往已经掌握足够的情报，比如敌方的兵力部署、资源部署、交通路线等，同时保证自身战斗力处于最佳状态。根据南宋孟珙的记载，蒙古“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然后在端午宴会之时“共议今秋所向”，而后宗王将领“各归其国，避暑牧养，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也就是说，蒙古大军一般选择在八月出兵，此时正好是兵强马壮之时。美国历史学家西诺尔认为，蒙古军队对作战时间十分慎重，会对即将进行的征伐做出“非常细致的计划”，并会制定“非常刚性的”时间表，而将军们也会严格遵守此时间表。当然，此处所谓的“非常刚性的”时间表，不可能规定具体战役的作战时间，而是规定诸如大军何时兵分几路，各路军又在何时何地会合。对于经常横跨欧亚大陆作战的蒙古军来说，这种战略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具体的战役，蒙古将领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作战步骤和具体战术。他们主要使用下面几种战术。

心理战术《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让敌人不战而降，是上上之策。蒙古军队通过屠城或在乡间大开杀戒的方式，实践着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善之善者”的战术。根据13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以及同时代俄罗斯的编年史记录者的记载，蒙古军队很少有不屠城的做法。孟珙所撰《蒙鞑备录》写道：“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不过，蒙古军屠城并非只是“杀红眼了”，而是有多种战略考虑。比如，后勤上的考虑是，避免有限的资源被城内居民占用，避免他们为敌军制造武器或供给粮食等。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屠城制造的恐怖气氛，可以震慑敌国其他地区的平民，动摇敌军的抵抗意志。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如此写道：蒙古人完全明白其人力和兵力上的不足，因此把“恐怖”作为战争工具，动摇抵抗者的战斗力。投降而后又反叛的城市，比如赫拉特，是蒙古军队祭刀的对象。蒙古人无法派重兵驻守被攻陷的城池，因此，他们将可能制造麻烦的地区夷为平地。农耕国家的历史学家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因为农耕国家发动入侵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敌国的生产人口，即能创造财富的劳动力。[41]1221年，拖雷曾宽恕巴菲尔德笔下提到的赫拉特城，设置一名地方长官之后，蒙古大军就离开了。不久之后，当地居民发动了起义，并杀掉了蒙古官员。于是，成吉思汗率8万大军再次攻克赫拉特后，将城中几十万居民几乎屠尽，只有40人幸免于难。蒙古军队还通过夸大兵力以瓦解敌方的军心。比如，1258年蒙哥入侵四川之时，仅率领4万兵马，但是对外则号称10万兵马。有时则通过巧计，使敌军误以为其军力颇壮。南宋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了这种巧计：“待其兵寡，然后则先以土撒，后以木拖，使尘冲天地，疑兵众，每每自溃。”当然，根据情况的需要，蒙古军有时也会隐藏自己的兵力，使对方因轻敌而上当。蒙古军队还会使用离间计，破坏敌人内部的团结。1241年4月，蒙古大军入侵匈牙利期间，匈牙利突然有谣言流传，说躲避在其境内的钦察人——寻求匈牙利庇护的蒙古人之仇敌——是蒙古人的间谍。于是，匈牙利人与钦察人的结盟被破坏，这种局面大大有利于蒙古军。蒙古统治者会通过外交手段，拉拢互相敌对的一方，打击另外一方。正如法兰西骑士乔恩维尔所说，“蒙古人如果想与撒拉逊人交战，他们就会游说基督教国家出兵，如果他们想与基督徒交战，则会游说撒拉逊人作战。”攻城战术在蒙古帝国的早期阶段，蒙古军攻城能力比较弱。作为草原民族，他们经常因为争夺牧场而与别的草原民族作战，并不经常进攻农耕世界的城市。因此，无论是攻城经验还是攻城武器都不足。不过，随着臣服的农耕人才越来越多，缴获的攻城武器也越来越多，这种不足逐渐得到弥补。正如孟珙所撰《蒙鞑备录》所言，蒙古军队“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也就是说，先攻打弱小的郡县，获得足够资源之后，再进攻大城市。这里所谓的资源，主要是指劳力和俘虏。这些劳力和俘虏往往会有数万人。按照十进制的原则，他们每十人分为一组。每个蒙古兵管理一组，指挥他们准备粮草，或者命令他们挖掘土石，填平将要进攻的城市外面的壕沟。如果蒙古兵认为某人工作效率低，就会“杀一儆百”，迫使其他人加快进度。有的俘虏会被当作“箭头饲料”，用于分散敌人的兵力，以减少蒙古大军进攻时的伤亡。有的俘虏则被要求挖壕沟、建堡垒，或按照工匠们的要求，帮蒙古军队制作攻城武器，比如云梯等。换句话说，这些劳力和俘虏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死于蒙古兵的屠刀下，要么死于守城军的防御中。除了前文介绍过的抛石机，蒙古军队还会采用火攻之计。比如，拉施特所著《史集》中提到，蒙古军将士“用石炮抛射石头，射箭，抛射装石油的大玻璃瓶，夺得了三只〔巴格达护城河上的〕船”。根据柏朗嘉宾的说法，“他们甚至提取死于他们刀下的死者身上的脂肪，然后溶解它，将它扔进房舍之中，它遇火即燃，难以扑灭”。1209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中兴府时，还因地制宜采用了水攻之计。《元史》载：“〔进军〕中兴府，引河水〔指黄河之水〕灌之。”最终的结果是，西夏君主李安全送去美女请求和好。如果敌方城池久攻不下，蒙古军会在城外屯田，准备打持久战。《黑鞑事略》写道，“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或敌阵已动，故不遽击，待其疲困，然后冲入”。蒙古大军攻城战的经典战例，是1238年2月对苏兹达尔公国首都弗拉基米尔的围攻。蒙古军首先是孤立这座城市，在其周围修筑起一道墙，然后用抛石机和弓箭往城内发射石雨、箭雨或火箭，又驱使俘虏扛着攻城槌撞击城门。蒙古军攻入城内后，将王宫付诸一炬。

佯退蒙古军队经常使用佯退的战术。派出一支军队与敌人交战，然后佯装败阵而撤退，吸引敌人进行追击。而这支蒙古军会一退千里，以拖垮追击敌军的战斗力。当敌军进入提前设好的埋伏圈时，多支蒙古军突然从侧翼杀入，与佯退的这支军队一起围攻敌军。上当的敌军往往会全军覆没。在中国历史上，以佯退而取胜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217年，金军攻打襄阳时，南宋将领扈再兴就使用此计，与统制陈祥、孟宗政等分三阵设伏，诱使金军上当而败之。南宋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一文中如此描述蒙古军使用的这种战术：“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3万大军，在第聂伯河一带遭遇钦察人和罗斯国组成的8万联军。于是，哲别和速不台采取了佯退战略，结果联军一路追赶达20天之久。在这年的5月31日，双方在加尔卡河一带交战。此时，哲别和速不台已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持，结果联军大败。

游击战采用这种战术的蒙古军队，不会轻易与敌军正面交战，除非他们找到理想的作战地点。在必要的时候，蒙古大军会化整为零，以免被敌军包围，然后又在适当的时机化零为整，发起突然袭击。正如《黑鞑事略》所言：“其胜，则尾敌袭杀，不容逋逸。其败，则四散迸，追之不及。”这种战术能消耗敌军战斗力。在敌军兵力占很大优势时，采用这种战术特别有效。由于担心蒙古军四面出击，敌军总是处于焦虑状态。公元前217年，古罗马将军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用过这种战术，击败了兵力占优的迦太基军队。这种战术因此也被称为“费边战术”。

合围战术只要有可能，蒙古军队就会采用合围战术。有时候，蒙古军会通过正面佯攻迷惑敌人，然后主力部队再从敌人后方进攻。这种多方位进攻的方式，会让敌人以为自己被包围。而后，蒙古军会故意放开一条路，于是，慌张的敌军从此路仓皇出逃，蒙古军则利用机会将其歼灭。《黑鞑事略》如此描述这种战术：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审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1241年，蒙古军与匈牙利军队在绍约河交战时，即采用了这种战术，结果兵力并不占优的蒙古军获胜。

第三篇入主华夏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宋太宗赵炅（《续资治通鉴长编》）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以“中国最伟大的时代”来评价宋朝，因为它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印刷书籍、绘画、文官考试制度等即是实证。但他同时也认为，宋朝存在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因为“就在如此兴盛的同时，内亚的外族侵略者，渐渐从军事与行政上控制住中国的政府和人民”。费正清的观点被记录在《中国新史》一书中。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最权威的汉学家，他的观点代表着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显而易见的是，费正清的表述是站在宋的立场，故而才会有“外族侵略者”的提法，而他所提到的“中国”二字，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似乎专指宋政权下的中国，又似乎是泛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后半部分观点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内亚外族侵略者〔其中多数后来已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渐渐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现象，并非始自宋朝，如果以不太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至少从唐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而且，在中唐之后，这种趋势因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而加剧，到了907年出现第一个高潮：正是在这一年，朱温灭唐称帝，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局面，而契丹人则在北方建立了辽。经常被人忽视的一个史实是，相对于辽而言，宋只是一个后来者，它建国的时间要晚五十多年。而唐留下的不幸遗产，比如疆土四分五裂、战略要地丢失、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等，在给宋以建国机会的同时，又使其陷于威胁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因为沙陀人石敬瑭将作为中原防御屏障的幽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人，宋自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时刻处于北面辽的威胁之下。待党项人逐渐强大并建立西夏之后，宋还得应付来自西北面的威胁。而西夏之所以能强大起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控制了河套地区。这块地区处于东西方贸易的要道上，极具经济价值；它的战略价值则在于，它有着宋做梦也想拥有的资源：大牧场。唐本来拥有这块要地，但因为战略上的失败，这块地区先后被吐蕃人和党项人占领，数百年与汉人政权无缘。待女真人于12世纪兴起，建立金并迅速灭辽之后，宋在北方面临的威胁更为严重。金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野蛮、愚昧和落后，实际上，其统治者的学习能力和治国水平相当高超。因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金，立国仅十年之后就消灭了辽，隔两年又终结了北宋，掳走北宋徽宗、钦宗二帝，以至宋廷偏安于临安（今杭州），不得不与金划淮河而治。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宋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政策的失败，使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经济与技术实力无法转换成相应的综合国力，这是导致费正清所谓“奇怪的反常的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金与西夏的汉化程度逐渐加深，与南宋在文化上共性不断增多，但三国彼此之间的猜疑和成见却并没有减少，而蒙古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宋、金、西夏之间却仍在互相消耗。最终，在13世纪的六七十年时间里，它们被蒙古帝国各个击破。

第十一章除西夏初露锋芒蒙古人对西夏的入侵始于1205年，当时成吉思汗尚未统一蒙古诸部落。《元史》有载：“岁乙丑〔即1205年〕，帝〔指成吉思汗〕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对外征伐。史料中提到的“力吉里寨”，有学者认为位于今宁夏中卫，也有学者认为位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至于所谓“落思城”，则位于今内蒙古临河。成书于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对此事也有记载，并且细节与《元史》的记载完全一致。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对这次出征也有记载，但没有提及“落思城”一事。《蒙古秘史》则索性没有记载此事。至于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的原因，《元史》等史料并没有直接交代。不过，《元史·太祖本纪》提供了相关线索。据载，1203年王汗兵败成吉思汗之后，与儿子桑昆一起逃亡，结果“〔王汗〕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桑昆则逃入西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安分守己，而是“日剽掠以自资”，最终“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所谓“日剽掠以自资”，意思是说，每天抢劫以维持生计。至少从字面上判断，桑昆在西夏停留了一段时日。因此，成吉思汗很可能认为西夏在有意庇护仇敌桑昆，故而才出兵讨伐。前文提到过蒙古人的复仇传统，凡是为敌人提供庇护的人或国家，都将被蒙古人视为仇敌，必然要起兵灭之。尽管西夏后来将桑昆驱逐出境，但这种做法并不足以影响蒙古人的态度。当然，成吉思汗也可能是以寻仇为借口出兵，意在探察西夏的虚实。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1205年，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已接近统一，其势力范围已与西夏接壤。对于好战的蒙古人来说，要了解邻国的实力，兵戎相见是最简单的途径。与此同时，战争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方式。正如本书第二篇提到过的，成吉思汗出兵之前的习惯是，收集尽量多的关于敌人的情报。因此，他出兵时必然已经知道，西夏是一个立国接近两百年的国家。对于新兴的蒙古政权而言，初试锋芒便能击败一个成熟的国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在于劫得的平民和骆驼的数量，而在于它极大提升了蒙古人的信心，在于促进了蒙古诸部落的团结。符合逻辑的一种判断是，至少在首战击败西夏之前，成吉思汗不太可能有称霸天下的想法，因为其时蒙古诸部尚未完全统一，而周遭的国家已经雄立至少百年，其战备和资源十分强大，似乎很难与之抗衡。不过，1205年的初战告捷，很可能成为一个刺激性因素，促使成吉思汗制定更大胆的战略。而成吉思汗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初试锋芒的对手西夏，在与他交手的时候已经老朽了。

大唐遗产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旧唐书》有载：“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也就是说，党项人是汉代西羌人的后裔，其民族在魏晋之后大为衰弱，有的臣属于中原，有的则逃亡山野。在鲜卑人建立的北周政权（557—581年）灭了宕昌、邓至之后，党项人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党项人与蒙古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他们的兵力也以骑兵为主，党项人起初也分属很多个部落，大的部落有一万多骑兵，小的有几千骑兵，而且大小部落各自独立，不互相统辖。党项人也十分重视复仇。在除掉仇人之前，“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即过着蓬头垢面、赤脚行路、粗食淡饭的生活，除掉仇人后才可恢复正常。在《旧唐书》编撰者后晋刘昫等人的笔下，党项人“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在《新唐书》编撰者北宋欧阳修等人的笔下，党项人“俗尚武，无法令……然好为盗，更相剽夺”。党项人尚武好利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对唐、宋、辽、金等政权时降时叛、反复无常的态度。在北周（557—581年）及隋（581—618年）时，党项人的活动范围“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即今四川西北部及青海湖一带。他们以放牧牛、马、驴、羊为生，不从事耕种业。他们有时候反叛朝廷，有时候则投诚归顺，不时制造一些边患。党项人在唐朝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党项多个部落相继归附唐朝。唐太宗在党项设置了四个州，分别拜授各部首领为刺史。在唐代，刺史是从三品，级别比现在的副部级稍低。后来，唐朝在党项地区设置了32个州，大约有34万党项人处于唐朝统治之下。不过，在唐高宗统治时期（650—683年），由于采取了姑息吐蕃——唐代青藏高原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使吐蕃势力不断壮大，乃至最终吞并了所有党项人的领土。因此，从692年开始，有20万党项人内迁唐境，武周朝廷不得不设置朝州、吴州、浮州、归州等10个州县进行安顿，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陕西横山）等州也有不少党项人散居。安史之乱期间（755—762年），党项人经常与吐蕃人勾结，不时发动反叛。到了765年，吐蕃已经完全占据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眼见党项人的威胁越来越大，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唐朝禁止国内商人“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799年，六州党项从石州（今山西吕梁）逃往河西。他们之所以出逃，是因为不堪忍受唐朝永安镇（今山西汾西）守将的骚扰，那里的守将无休止地向他们求取骆驼和马匹，而朝廷又不制止。而守将之所以无休止地索取，是因为党项人所在的地区，极适合牧养牛、马、羊等牲畜。这块地区还极方便进行贸易，以至于当时远近的商人，都携带商品物资前来与他们交换羊马。到了唐文宗当政时期（827—840年），藩镇统领贪婪横行，有的强买党项各部羊马，却不支付相应的报酬，导致党项部落困苦不堪。为了报复，党项人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扰夏州、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唐朝边境州县。由于当时党项人兵器钝劣，畏惧兵器精良的唐军，因此，他们用良马换取铠甲，用好羊交易弓箭，以至于宰相李石向唐文宗提议，禁止唐朝商人把甲胄及兵器带入党项部落。至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党项部落更加繁盛，与此同时，藩镇统领也更加贪婪，以至于党项各部相继叛乱，致使夏州、盐州道路不通。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党项贼寇入境抢掠邠州（今陕西彬县）和宁州（今甘肃庆阳）。唐宣宗李忱（846—859年在位）派兵征讨党项贼寇，不出一月便将贼寇剿灭。不过，唐朝并不排斥所有党项部落。黄巢起义期间（875—884年），唐僖宗李俨年幼（生于862年），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朝廷想倚重党项人的力量平叛，于是任命党项平夏部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州、绥州（今陕西绥德）、银州（今陕西米脂）节度使。尽管拓跋思恭被黄巢击败，882年，唐僖宗仍下诏任命他为京城四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后又晋升他为京城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朝廷让他的兄弟拓跋思谏继承他的头衔和指挥权，并委任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拓跋思孝担任保大节度使，以及鄜州（今延安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等州的观察使，并兼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此，唐朝对党项平夏部的恩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党项势力逐渐强大的同时，吐蕃的势力则在逐渐衰败。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军大败吐蕃军队。之后，吐蕃王朝深陷内乱之中，以至走向全面崩溃。于是，吐蕃原先占领的河西地区，又重新回到党项人手里。在唐朝得到发展机会的，除了党项人，还有沙陀人。大中元年（847年），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于是，唐朝讨伐盐州。在这次讨伐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受命担任前锋。868年，朱邪赤心又帮助唐朝镇压了庞勋起义。之后，唐懿宗赐他李姓，于是改名李国昌。923年，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建立了后唐政权。之后的后晋、后汉政权也都由沙陀人所立。换句话说，统治中原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中，有三个政权是由沙陀人建立的。937年，沙陀人石敬瑭当上后晋皇帝。为了得到契丹人的支持，他竟然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没有幽云十六州作为北面的防御要塞，是北宋受制于辽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原因。

北宋怀柔五代时期（907—960年），党项人势力继续壮大。他们控制下的河套地区所产马匹，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带来财富。《新五代史》写道：“〔后唐〕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通过马匹贸易牟利的同时，在灵州、庆州之间活动的党项人还经常犯边，劫掠财物。他们经常劫掠经过其部落去中原朝贡的回鹘人，有时甚至将抓获的回鹘使臣卖给其他部族，以交换牛马。尽管对回鹘人的态度很恶劣，党项人却十分谨慎地处理着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包括与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与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建立的辽，以及与赵匡胤于960年建立的宋。得益于党项首领出色的外交能力，在五代相继灰飞烟灭之后，党项人的势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拓跋思恭家族的后人李彝兴去世，朝廷授之以“夏王”的谥号。李彝兴之所以能得到宋太祖器重，是因为他充分把握了机会。宋朝初年，天下仍处于混乱之中。北汉仍然对中原虎视眈眈，睿宗刘钧（沙陀人）勾结代州（今太原西北）北面沙陀各部，入侵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李彝兴命党项军与宋军联合抵御，击退了北汉军队的进攻。史载，为了讨宋太祖欢心，李彝兴还向宋朝献马三百匹。宋太祖十分高兴，于是找来党项使者问道：“你们的主帅腹围有多大？”使者回答说：“李彝兴腰腹甚大。”太祖说：“你们的主帅真是有福之人！”随后赏赐给李彝兴一条玉带。尽管宋太祖已经在乾德元年（963年）夏四月下诏，“禁泾〔今甘肃泾州〕、原〔今宁夏固原〕、邠〔今陕西彬县〕、庆〔今甘肃庆阳一带〕等州补蕃人为边镇将”，即禁止非汉人担任这几个边境州的守将，但在李彝兴去世后，太祖仍然任命了他的儿子李光叡执掌夏州的军政大权。978年，李光叡去世，其子李继筠嗣位。两年后，李继筠去世。由于李继筠的儿子年幼，他的弟弟李继捧接掌权杖。此时，党项平夏部存在两股势力：以李继捧为首的能够容忍或支持汉化的势力，以及以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为首的反对汉化的势力。981年，李继迁阴谋叛乱。失败后，他在宋朝官员的帮助下，携部下逃到夏州东北方牧场。次年，李继捧向宋朝称臣，并将夏州、绥州、银州、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献给宋太宗。983年某月某日，夏州知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宝夜袭李继迁，“斩首五百级，焚四百余帐”，并俘获李继迁的母亲与妻子，但李继迁和他的弟弟躲过一劫。此时，李继迁年仅二十岁。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物。通过与党项南山部联姻，并利用党项各部之间、党项与宋朝的矛盾，李继迁的力量逐渐壮大。然后，他又与辽皇室建立了联姻关系。989年，辽将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并在次年册封他为“夏国王”。在辽的支持下，李继迁部多次入侵宋朝，与宋军及李继捧部交战，双方各有胜负。991年冬十月，李继捧归顺辽国，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为西平王。994年，李继迁突然向宋朝献马谢罪，还让弟弟李廷信也献上马和骆驼。于是，宋太宗放松了对他的警惕。没想到，两年之后，李继迁竟然抢了朝廷40万石粮草。宋太宗震怒，亲自部署将帅讨伐，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998年，宋太宗去世，其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宋真宗即位后不久，李继迁再次上表归顺。真宗显然没有经受住政治考验，他犯下了最愚蠢的一个错误：非但委任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还委任他为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等州的观察使、处置使等职务。李继迁很快又反叛了，并于1001年攻破定州、怀远、永州、清远等战略要地。次年，再攻陷灵州。1003年，李继迁在灵州建都。正在专心应对辽的宋真宗派人与之议和，并将河西鄂尔多斯地区的银州、夏州等五州割让给他。就这样，宋朝丧失了这块可以牧养战马的战略要地。正是在这一年，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即位，并延续与辽交好的政策。1004年，辽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六年后封他为“夏国王”。不过，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党项人对辽的态度逐渐强硬。为了争夺回鹘和吐蕃人手中的甘州（今甘肃张掖）、沙州（今甘肃敦煌）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党项人与辽人的矛盾逐渐加深，但双方通过联姻的方式缓解了矛盾。1028年和1032年，党项先后攻克了甘州和凉州。1032年，李德明去世，二十八岁的儿子李元昊即位。此前一年，辽将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内忧外患大概从11世纪70年代开始，沙州已处于西夏的统治之下。到了12世纪30年代，西夏已占领青唐地区（今青海西宁）。在将鄂尔多斯五州割让给西夏后，青唐成为宋朝战马的重要来源地。因此，对青唐的占领，意味着西夏掌握了宋朝需要的战略资源，这让它在随后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中占据优势。在李元昊治下，西夏颁行了自己的文字，在此之前，党项人只能“候草木记岁”。李元昊还推行了军事与行政改革。重要的措施包括：贯彻文官、武官分开任命的制度，笼络汉族精英担任文职，武职则由党项豪族担任；在全国划定12块军事区域，设立12个监军司分别进行管辖，以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规定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些措施提升了西夏的国力。根据《宋史》的记载，在李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西夏兵力已达50万之众。这些兵力主要用来保卫边境和内部战略要地。比如，在黄河以北设7万兵力以防备辽兵，在黄河以南洪州、盐州等地设5万兵力以防备宋军，在甘州设3万兵力以防备吐蕃和回鹘，在灵州、兴庆府设数万兵力作为镇守。1044年，西夏打败入侵的辽军。得知消息后，宋于当年冬天与西夏达成和约，承认西夏政权，并“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1048年，李元昊去世，长子李谅祚即位时年仅一岁，于是国政由外戚操控。1061年，十四岁的李谅祚致信宋仁宗，“自言慕中国衣冠”，即表示喜欢中原汉族文化。尽管皇太后极力拥护党项礼仪，年轻的西夏国主却依然故我。这表明西夏亲汉派力量有所增长。然而，1067年发生的事件，对西夏亲汉派是个打击。这一年，宋朝边将夺取了绥州，导致西夏与宋朝之间矛盾加剧。与此同时，辽对吐蕃更有兴趣，与西夏的关系逐渐冷却。1068年，李谅祚去世，其子李秉常即位。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于是，其母梁太后摄政。西夏与宋继续交恶。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双方进行了多次攻防战。为了与依赖党项武将的母亲梁太后抗衡，成年之后的李秉常与汉族官员越走越近。1081年阴历四月，陕西籍的将军李清劝说李秉常将河南以南土地归还给宋。梁太后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诛杀了李清，并夺去了李秉常的政权。于是，宋神宗趁着西夏内乱的机会，以李秉常被囚禁为借口，大举征讨西夏。根据《宋史》的记载，从1068年至1082年，宋从西夏夺回米脂、吴保、义合等六个地区，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在灵州、永乐两地的战役中，官军、熟羌、义保战死者就达到60万，花掉的钱、粟、银、绢等物资更是不可胜计。“帝〔指宋神宗〕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于是，双方达成和解。1085年宋神宗去世，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次年六月，西夏请求归还兰州、米脂等地。尽管很多官员表示反对，哲宗还是听取了苏彻、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意见，口头上答应了西夏的请求。不过，哲宗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些地区归还。一个月后，年仅二十五岁的西夏国主李秉常去世，将皇位留给了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其母梁氏摄政，依然与宋时战时和。从1088年阴历三月开始，西夏加大了侵宋的力度。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西夏〕围麟、府三日，杀掠不计，鄜延都监李仪等尽没”。在此之后，宋开始反攻西夏，并取得辉煌的战绩，攻克了天都、会州等地，扩大了在青海的势力范围。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宋攻克青唐，并将青唐改名为鄯州。此后30年，宋一直与吐蕃和西夏争夺青海地区的控制权。面对宋的攻势，西夏想借助辽的力量进行抵御。《辽史》有载，西夏先后在大安八年（1093年）六月、寿隆三年（1097年）六月、寿隆四年（1098年）六月多次向辽请援。从结果上看，辽显然没能对宋施加足够的压力。1104年，辽将成安公主嫁给李乾顺。1125年和1127年，辽和北宋政权被灭后，西夏处于金的威胁下。至于金夏两国关系，下一章将有详述。由于李乾顺长期在位（1086—1139年），其子李仁孝也在位长久（1140—1193年在位），西夏政局得以稳定。李仁孝去世后，其子李纯佑即位（1193—1206年在位），而后继任者是李安全（1206—1211年在位）。从李纯佑执政末年开始，西夏处于蒙古的威胁之下。

执杀国主1205年对西夏的胜利，加快了蒙古诸部的统一进程。次年，成吉思汗召集诸王群臣，在斡难河之源树起了“九斿白旗”，“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1207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出征西夏，攻取了位于今包头市南、黄河沿岸的重镇兀剌海城。在党项语中，“兀剌海”的意思是“穿越长城的通道”，换句话说，是通往中原的要道，极具战略价值。这是蒙古军第二次攻城之战，由于缺乏攻城利器，历时四十多日才攻下这座城市。与此相关的一桩悬案是，攻取兀剌海城之后，成吉思汗没有继续攻伐，也没有马上率军离开。《元史》的记载是：“三年（即1208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意思是说，他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从西夏返回蒙古。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蒙古军坚守兀剌海城五个月，最终因缺粮而不得不撤退。然而，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是，率军坚守城池的是其他将领，而不是成吉思汗。理由很简单：身为大汗，成吉思汗不会死守一座城池，做一件本该由守将做的事。因此，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成吉思汗在西夏长时间停留的原因。符合常理的可能性是：大汗选择在这座城市过冬，同时进一步了解西夏国情，筹备下一次的入侵。一年之后的春天，成吉思汗再度征讨西夏，并入侵了河西地区。这次出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蒙古帝国对外侵略的阵营里，首次有了非蒙古族势力的加入。这股势力是主动归附的畏兀儿人。元代所谓的畏兀儿人，即是《宋史》里的回鹘人。如前文所述，党项人曾经常劫掠回鹘人，双方还经常为争夺对青海一带的控制权而大动干戈，这些都是畏兀儿人仇恨党项人的理由。当然，畏兀儿人并非仅为了复仇而归附蒙古，而是有更深的苦衷。辽灭亡前夕，契丹皇族耶律大石预见形势不妙，于是从南京（今北京）出发，率部西征，希望能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碰碰运气。大概在1124年前后，这支契丹势力在中亚建立西辽，也被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别失巴里（新疆吉木萨尔附近）等地的畏兀儿人承认了西辽的宗主权。然而，西辽派驻高昌的监国“骄恣用权，奢淫自奉”，让畏兀儿人不堪忍受。他们一直希望出现另一股强大的势力，可以借以制衡西辽的势力。成吉思汗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靠山。《元史》载：“岁己巳〔1209年〕，〔高昌国主亦都护〕闻太祖〔指成吉思汗〕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奏曰：‘臣闻皇帝威德，即弃契丹旧好，方将通诚，不自意天使降临下国，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畏兀儿人主动归附的时候，成吉思汗正在讨伐乃蛮部太阳汗。太阳汗的儿子脱脱被射杀，脱脱的四个儿子本想投靠亦都护，于是先派使者前去接洽，结果亦都护将使者斩杀以示诚意。而后亦都护又与脱脱四子交战。他最终赢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赏识，并跟随参与了攻打西夏的战役。西夏国主李安全派太子率军迎战，结果被打败，副元帅高令公还成为蒙古大军俘虏。蒙古军再度攻陷兀剌海城，并俘虏了西夏太傅西壁氏，以及将领嵬名令公。而后蒙古军进逼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采用了引黄河水淹城的战术。不过，因为堤坝缺口导致大水外流，蒙古军放弃围城并退兵。退兵之前，成吉思汗派西壁氏入城谈判，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1211年，成吉思汗征讨金。在得胜回撤的路上，再次向西夏进军。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西夏国主李安全很快就臣服了，并把一个名叫察合的女儿献给了成吉思汗。李安全对成吉思汗说道：“听见成吉思可汗的声名，我已经害怕。如今你这有灵威的人亲身莅临，因敬畏你的灵威，我们唐兀惕人愿做你的右翼。”但他同时又说：“我们是定居的，是筑有城郭的，即便做伴，在疾速的行军中，在锐利的厮杀中，既追不上疾速行动，又做不到锋利厮杀。”因此，他希望能够经常进献骆驼、毛布和鹰鹞。他很快就实践了部分承诺，“从唐兀惕百姓手里科敛骆驼，拿来呈献，多得都赶不动了”。1219年，动身征讨花剌子模帝国之前，成吉思汗想起了李安全说过的话，于是派使者赶赴西夏，要求国主李遵顼（1211—1223年在位）兑现前国主的承诺，一起出兵征讨花剌子模。使臣转述成吉思汗的话：“你曾说过‘愿做你的右翼’，如今，回回截断我黄金缰辔，我要出发前去折证，你做我的右翼出征。”李遵顼还没来得及作声，西夏权臣阿沙敢不讥讽道：“如果实力尚且不足，何必做可汗呢？”总之，西夏不肯出师援助，打发使臣离开。成吉思汗十分恼怒，他说：“怎能让阿沙敢不这样说！马上计划去征讨他们又有何难？但是正在指向着他人的时候，姑且作罢。若蒙长生天保佑，紧握黄金缰辔，胜利归来，那时再做计较！”1225年冬，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凯旋还朝。他很快就出兵西夏。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主要有两个版本。根据《元史》的记载，1226年正月，由于西夏庇护成吉思汗的仇人，即蒙古乃蛮部屈律罕的儿子，并且不派遣王子去蒙古做质子，成吉思汗亲率兵马进行讨伐。在秋天之前，大军接连攻克了黑水、甘州、素州、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地。之后成吉思汗大军进抵灵州。西夏国主李德旺（1223—1226年在位）因惊惧而死，帝位由其近亲李睍继承。十一月，在黄河边再次战胜嵬名令公大军后，成吉思汗率部攻克灵州，然后驻扎在盐州川。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队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然后率军继续征讨西夏尚未归附的西部地区，相继攻克积石州（今青海贵德）、临洮府、洮州、河州、西宁、德顺（今甘肃静宁）等地。同年六月，中兴府被围困半年之后，西夏国主李睍出城投降。西夏灭亡。另一个版本更具戏剧性。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1226年的秋天，成吉思汗率军征讨西夏，随军出行的有后妃也遂夫人。在出征的路上，蒙古军围猎了许多野马。不幸的是，因为坐骑被野马群所惊，成吉思汗被摔了下来，而且伤得十分严重。于是大军在当地过了一夜。次日早晨，也遂夫人说：“皇子们、将军们自行商议事务吧，大汗夜间发了高烧，已经睡着了。”于是，皇子们和将军们开始商议接下来的行程。其中有位将军说：“唐兀惕人的城池和房屋又跑不掉，我们可以等大汗痊愈了再行征伐。”他的建议得到全体皇子和将军们的一致赞成。待成吉思汗睡醒后，也遂夫人将部下的意见告诉了他。成吉思汗说：“唐兀惕人必会说我们胆怯了。我们要派使臣前去。我就在这里养伤，等问明白他们的回话后，我们再考虑是否撤兵吧！”于是，使臣前去传话西夏国主：“以前，你们的国主曾经说过，‘我们唐兀惕人愿做你们的右翼。’因为你们做过这个承诺，所以，当回回不肯议和之时，我派人去叫你们出兵，你们却不肯实践诺言。你们非但不出兵，还以言语讥讽。当时因为另有所图，我决定以后再向你们对证。蒙长生天庇佑，现在征讨回回的事情已了结，已经将回回百姓纳入正轨，现在来向你问个明白。”西夏国主李德旺回答：“我没有说过讥讽的话！”阿沙敢不则挑衅地说：“讥讽的话是我说的。你们蒙古人惯于厮杀，如果你们想与我厮杀，我在贺兰山住帐篷毡房，那里有骆驼，你们可以来贺兰山找我，我们在那里厮杀！如果你们想要金、银、缎匹、财物，你们可以指向宁夏西凉！”使臣将这些话一一据实回报。此时，成吉思汗的发烧症状尚未好转，他说：“好！人家说出这样的大话，我们怎可撤退！死也要去对证这句大话。长生的上天啊，由你做主吧！”于是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大军进抵贺兰山，在那里与阿沙敢不展开厮杀，最终擒获并处决了后者。成吉思汗下令将贺兰山所有的帐篷、毡房、百姓等一概“如扬灰一样地摧毁”。他下旨：“把那些勇猛健壮的唐兀惕人统统杀掉，军士们可以捉捕其余各色的唐兀惕人收为己有！”在此之后，成吉思汗又率军攻克兀剌海城和灵州城。大军进驻灵州城之后，西夏国主李睍前来拜见成吉思汗，并献上九类金银器皿各九件、九九八十一名童男童女、八十一匹骟马骆驼以及其他九九之数的宝贝。西夏国主拜见之时，只能立于成吉思汗房间的门外，门帘一直是闭着的。成吉思汗对部下说：“因为敌人口出恶言，我们才督师前来。蒙长生天增加力量，我们终于把敌人征服，冤仇得报！”《元史》和《蒙古秘史》都没有交代西夏国主李睍以及中兴府的命运。根据瑞典人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所著《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病逝于西夏投降之前，即1227年阴历六月之前。他在弥留之际曾嘱咐诸将，死后要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出城来谒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后诸将果如命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