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八卦真人访谈_许知远和姜思达背后采访主持人的生死场景
二十多年前,“靠聊天吃饭”几乎是电台主持人的“专利”。 直到1996年,一个名为《说实话》的栏目,让人们坐在电视机前明星八卦真人访谈,看主持人批评当下问题,侃侃而谈; 两年后,回归祖国不到一年的香港,又诞生了一档正宗脱口秀节目《强强三人组》。
现在,这种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节目形式已经经历了电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几次技术变革。 其自身的转型不仅深深融入了娱乐圈的汹涌波涛之中,而且还从高处俯瞰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走精英路线的许知远,在《十三邀》里依然有尴尬的聊天; 从《透明人》到《三天可见》,姜思达走的是艺人、主持人的边缘路线; 而以职业记者身份向前迈进的李易,节目命运多舛,未来未知。
今天我们换个思路,谈谈这些采访作者自己的故事。
徐知远:做一个不合时宜的士大夫
靠着“喋喋不休”的标签出圈,做《十三邀》节目,或许并不是许知远的初衷。
他为《十三邀》付出了很多心血,表达了很多观点和想法。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许知远采访李丹时,李丹主动聊起了适合主持人的话题:“那你觉得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没想到徐知远直接回答道:“死在女人身上。”
李丹将身体向后退了几十度,告诉他不要这样说话明星八卦真人访谈_许知远和姜思达背后采访主持人的生死场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许知远不解:“那可真没意思。”
李丹也急了,手把手教他:“你得用包裹。”
作为脱口秀主持人的许知远,他向受访者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虽然在《十三次邀请》的开场白中,他表示:“只有更开放的对话、更多元化的思维,才能追求兼容并包的方式。” 但事实上,许知远需要更多的客人来容纳他,以“兼容”他的主观判断。
他在采访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控制欲。 可以说,他强行注入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这让他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
正因为这种不依附嘉宾的坚定不移的作风,《十三邀》中有很多采访时刻不投机、无力。 比如,在采访木村拓哉时,他不顾文化差异,说“你就像眼前的盆栽……你也可以是锦鲤”,留下了木村拓哉惊讶的表情。
在采访著名导演李安时,因为李安说“拍完之后就像是刚打完一场仗,现在是中场秀”,许知远立即总结道:“所以我现在遇到的李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李安,那部电影里更真实的李安。”
那个时候,李安导演的脑子里或许充满了问号。
自言自语,看似时刻忧虑时代,已成为许致远的谈话姿势。
其实这种能量早在他中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1992年,许志远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时,调来了新的语文老师孔庆东。
孔庆东老师不遗余力地向课堂上的同学们传达对母校北大的热爱:“如果你们是胸怀天下的年轻人,就一定要努力考上北大。”
在耳目一新的影响下,许知远也将北大作为自己的目标。 然而,高考前一天,许知远却失眠了。 并不是说他弱,他的平均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五,只是他被无理的担忧包围着,就像多少年后他出现在节目中一样。
令人惊奇的是,许知远如愿考入了北大微电子专业,但他的脑海中却没有找到五四时代。 最终,他提交了停课申请,并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和同学创办了一本校园杂志,批评日益世俗化的校园,并被学校领导责令停刊。几个问题。
此时,许知远建立精神乌托邦的梦想日益清晰,他一路走上文艺之路。 在此期间,他进出《经济观察报》,创立单向街,批评当时最受欢迎的散文家韩寒,引发了一场谩骂之战。
此时,他的知名标签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者。 他的文章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充满紧迫感。 这很符合他后来更为人熟知的标签,一个经常为不存在的文学理想的时代唱挽歌的人。
在许知远个人成长的同时,时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电视为王的时代,脱口秀节目如火如荼。 比如2004年崔永元主持的《说实话》和七水君怡主持的《高端访谈》,都有着明确且差异化的受众层次。 影响力非常高。
但当时央视遇到的问题,正如罗振宇在面对许知远时所分析的那样——整个行业的价值正在向个人转移。
崔永元离开央视时,《说实话》的制片人海啸还没有意识到危机。 他想,如果新招的主持人比崔永元差20分,节目组努力补上10分,也不会比原来差10分。
但海啸没想到,小崔走后,这部剧的收视率就断崖式下降。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也许在大学课堂里,节目仍然是主持人、摄影师、导演共同创作的集体艺术; 但在市场面前,主持人的号召力却远远超过了其他工种。 脱口秀节目必然会从集体艺术转向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个人风格。
最终,气候形成,脱口秀出现了第一个重大变化——从主持人适应节目策划,到节目策划贴合主持人气场、打造个人IP。
随着智能手机、微信、4G时代的到来,徐知远很早就做出了改变。
“十三邀”取“十三要”的谐音明星八卦真人访谈_许知远和姜思达背后采访主持人的生死场景,是麻将的一种形式,又称国师无双。 这很符合他的精英气质。 但不幸的是,与他交谈的大多数客人都像他不想看到的那样“活在当下”。
当马东说“我没那么自恋”时,他只能尴尬地笑笑。
重复的尴尬聊天,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错位。 虽然脱口秀的对象就在眼前,但我的心却越来越远。 但这种鸡同鸭讲的说法可能正在成为社会新常态。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风格,但当许知远采访一个风格明显与自己不一致甚至相反的人物时,大家仍然像看辩论赛一样乐于加入他的行列。
不过,从真人辩论秀中走出来的姜思达并没有选择放大价值观的碰撞属性。
姜思达:主持人还是艺术家
蒋思达出生于1993年,90后,是当今脱口秀节目中非常年轻的一位具有自我造血能力的主持人。
2017年,姜思达第三年参加《奇葩说》。
第一年,他只是来节目里出来的。
第二年,他就进入了8强,但仍然几乎毫无意义。
第三年,他像编剧施航那样评论,“你可以成为怪物,你可以谈论它。” 这样的定位让他拥有了像挂机一样特别牢固的粉丝关系。 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成为本季最大黑马。 尽管他因紧张而输掉了决赛,但他已经取得了比冠军更重要的成就。
他很快在米未孵化明星八卦真人访谈,出任逆向文化CEO,并打造了一档短视频采访节目,名为《透明人》。
8-12分钟,短暂而精致的节目时长,姜思达的团队也在淡化采访应该带给观众的知识和理念。 他更像是一个“人类观察者”,从各个行业中舀取行业。 情绪化、焦虑、亢奋、抑郁、自恋、失落。
作为主持人,姜思达敢于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情绪。
当然,这不是敢在镜头前哭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共情能力,并且能够准确地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姜思达在面对心地柔软、有一定文艺功底的女嘉宾时,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春夏》中的马思纯。
而随着《透明人》获得雪碧数千万赞助,短视频脱口秀节目纷纷上线。 网络短视频渠道初具规模。
脱口秀的内容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与其在工作室的两张椅子之间推拉,不如真正进入受访者的生活世界,或者相反,将嘉宾推出他们的舒适区。
这样,脱口秀中呈现的内容碰撞不仅是观点的交锋、知识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加剧了情感交流的流动。
现阶段,脱口秀节目作者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PGC(专业制作内容)到UGC(用户生成内容)越来越多。 传统媒体人与新一代互联网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采访和社交网络的结合越来越近的时候。 姜思达选择停止更新《透明人》。 在转型期的节目《陷入姜里》中,他向导演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担心自己离艺人之路越来越远”。
姜思达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提问者。 他需要能够自己输出价值观和情感态度。
以其最新的《三天可见》节目为例,纯粹的采访时间被压缩到了影片总长度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真人秀或纪录片式内容的深度结合是当前脱口秀模式的主流。
易丽静:好的记者需要被人喜欢吗?
如果说姜思达表现出了男主持人中不常见的温柔明星八卦真人访谈_许知远和姜思达背后采访主持人的生死场景,那么他对应的女主持人就是采访风格冷峻、态度认真的易丽静。
自1999年入行以来,易丽静已经做了近20年的记者。 至今,她的微博身份标签仍然是“南方人物周刊原编辑”。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病人崔永元》是易丽静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访之一。
患有抑郁症的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在长达七个小时的采访中言辞尖锐犀利,话题大多涉及当时的敏感问题。 由于将受访者复杂的思想和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报道一时间引起轰动。
2015年,离开传统纸媒行业的易丽静成立个人工作室,并与爱奇艺联合制作深度访谈节目《轻松时光》。
镜头前,易丽静的强项就是掌控气氛。 问题通常都是简短的短语,如“你后悔吗”、“不成熟”、“满意”等,剥夺了受访者思考的时间。
这让易丽静能够从容面对大部分受访者的控场能力——十几年前的采访中,她故意让受访者坐在面朝墙壁的椅子上,挡住视线,防止他们从对方分心。
采访过程中,易丽静很少因为嘉宾周围的干扰和流言而动摇。 她关注的是人物背后的人性。 这样的定位对于客人来说是非常挑剔的。 当面对提出深刻命题的嘉宾时,效果好得能让观众瞠目结舌。 比如2014年她采访陈佩斯的视频片段,余波至今仍未完结。
然而《轻松时光》只录制了24集就停播了。 直到2019年,易丽静录完后被搁置的第二档脱口秀《站立》才难再起死回生。 在爱奇艺播出,主持人却频频被弹幕攻击“不讲人话”、“表情冷漠”……虽然受访者都是有影响力的明星,但内容很少破圈。
从性格上来说,2019年,观众对记者的期待发生了变化。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或者嘉宾的真实想法,记者的积极进取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但在镜头前,观众对脱口秀和综艺节目的认知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攻击性往往更容易归因于不讨人喜欢的行为。
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记者或主持人也能同时输出俏皮话或情绪状态,共同填补高密度的信息输出。 这是快餐文化的节奏审美,也是习惯坐在镜头后面的记者走到镜头前的挑战。
事实上,《三天方可见》等访谈与情景实验相结合的转型并不是脱口秀创作者最近的尝试,而在过去只是作为触及受访者内心的手段。 。 比如易立静采访黄晓明的时候,我让他三个小时不要看手机,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然后问他感觉如何。
现在,这些手段也成为了内容呈现的方式之一。
原因之一是这类脱口秀总是以明星为中心,这是商业化的必然选择。 公众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好奇,这也是嘉宾们擅长呈现的。
与传播影响力相比,确保民众的安全才是大多数艺人团队的底线。 因此,我们注意到,即使有明星流量加持,脱口秀节目破圈、引发全民讨论的机会也越来越低。
为什么?
首先是平台。
很多脱口秀节目都是与平台方联合制作的,这往往需要节目在平台独播,甚至付费或者会员才能观看。
这确实是节目传播的一个很大的门槛。 据笔者观察,愿意为脱口秀付费的用户群体仍然非常有限。
二是转化为商业的能力。 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曾说过:“脱口秀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
目前,几乎90%的脱口秀节目都以汽车为标题。 并不是因为观众和消费群体的重合程度明星八卦真人访谈,而是在风险投资的背景下,业界将脱口秀视为“文化平台”。
当采访以让传播力得以实现的KPI进行时,优秀脱口秀作者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脱口秀缺乏商业品类的实时转换能力,加上拍摄成本上升,投放的选择范围越来越窄。
尽管风险投资家已经注意到短视频将成为下一个蓝海,但对于新兴或小型脱口秀作家来说,情况仍然更糟。
2019年底,地产大亨潘石屹、运动员邓亚萍等纷纷跨界高调进入赛道。 接受相互对赌命运的纯粹采访内容创作者们,正在走向一场日益残酷的大逃杀。
撰文:康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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