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校园歌的歌词，也与清华校长、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的治校育才理念照应共振。“救国的办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实在的救国办法，便是努力学术，形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上任清华大校园长讲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留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
坚持联大教育质量
抗日战争全面迸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并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真知灼见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筹设分校，两边签定协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位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隐秘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今后长沙暂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宝贵的教育设备，展开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梅贻琦
抗战全面迸发后，蒋介石招集蒋梦麟、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知识界首领在庐山协商国是，会后梅贻琦已不能回来清华园。1937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指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成暂时大学。8月22日，他致电留守清华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抢运图书仪器，“附上……书本、仪器详单一份……设法与其他箱件运出为盼”；“我校东西应怎么运来，惟诸君就地决议，即运费稍多，如能手续单简、保险，亦殊值得”。
北平沦亡，自1937年10月3日起，清华园也被日寇窃据为野战医院，伤兵有时多至二、三千人。图书设备或扔掉、或掠夺、或变卖、或焚毁；图书馆被改为医治室、手术室、食堂等，新体育馆、生物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
全面抗战初期，日寇气势放肆，1937年末南京沦亡，武汉危殆，长沙难以据守，长沙临大不得不持续西迁。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
张伯苓参加长沙临大初期组成作业，蒋梦麟参加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初期组成作业。但两人在陪都还有职务，常驻重庆，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根据对谦和、诚笃、公平的梅贻琦信赖，公推他为联大常委会主席。
梅贻琦一人掌管西南联大校务，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发明了我国教育史的光芒奇观。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以为西南联大才是“我国最好的大学”不胜枚举。
北大教授毛子水说，8年多的西南联大，一向都在雍容友善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咱们教育史上的美谈，亦是咱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芒的工作”；“比培植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那件工作要有价值得多；由于这是人类精力涵养的一种最尊贵的体现”。以为梅贻琦先生“实在是外闲适而内极担任的人”，“任劳任怨，要为（按：联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毛子水《追念梅月涵先生》）
1938年5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5月4日正式上课，缺少经费、缺少材料、缺少教室、缺少仪器、缺少食物、缺少安全、缺少……学生郑敏回想，“学习环境亦非常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边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走进食堂，我们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祁雪晶收拾《回望我的西南联大》）
但这些困难都缺乏以成为西南联大下降教育质量的理由。联大学生有必要修满132个学分，其间约五分之三为选修；一切学生必修我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断，触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结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仅有3882人，结业率缺乏一半。（张晨《西南联大：抗战烽烟中的不辍弦歌》）
梅贻琦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曲折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育一向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张曼菱《烽烟读书声──抗战时期的校园与教育》）
教授们物质破旧，却精力抖擞，学术自在气氛稠密。闻一多开设的《楚辞》是联大的“精品课程”，引人入胜、车水马龙。整整一个学期、40多节大课，他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游国恩、罗庸教授和青年教师唐兰、彭忠铎也都各自教学《楚辞》，让学生自在选择、自在考虑、自在讨论。
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全国一切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查核方法、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一致规则。联大的教授会清晰表明回绝遵守，定见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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